近年来,被告人权利保障在刑事诉讼中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我国法治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对被告人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并不意味着放松“打击犯罪”这条基本主线。发肇于我国台湾地区司法实践中的“幽灵抗辩”问题,在其产生之初即因举证责任分配不明产生的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价值失衡问题而广受关注。“幽灵抗辩”因其所主张的抗辩事实真伪不明而又难以查证,实践中被告方一旦提出此类抗辩,检察官、法官该如何应对就成为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由于严格意义上的证明问题实际只发生在控、辩、审三方参与的法庭上,所以本文主要针对刑事诉讼中法庭审理阶段被告人提出的“幽灵抗辩”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提出了我国构建“幽灵抗辩”应对机制的建议。本文正文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幽灵抗辩”的概念和分类。首先归纳了我国理论界对于“幽灵抗辩”概念的不同界定,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在犯罪构成的两个层面都存在“幽灵抗辩”问题,对其概念的界定不能偏废其一。其次,从“幽灵抗辩”概念的两个层面展开,结合实践经验,总结出了否认构成要件型和积极抗辩型两种“幽灵抗辩”的不同类型。第二部分考察分析了域外不同法系下应对“幽灵抗辩”的典型经验。首先,考察了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发现英美法国家对“幽灵抗辩”的破解机制,即由控辩双方分担举证责任:控方对构成犯罪的每一要件事实承担说服责任,而被告人对不同的辩护事由承担提供证据责任或少数情况下的说服责任。其次,考察了大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应对“幽灵抗辩”的典型做法,发现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国家弱化了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主要由法官对被告人的“幽灵抗辩”事实依职权进行调查。第三部分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总结了我国审判实践中应对“幽灵抗辩”问题的三种不同做法,并指出各自存在的问题。一是,利用法律推定方法直接认定指控事实成立,并将证明责任转移给提出“幽灵抗辩”的被告人承担。对应的问题是法律推定的范围有限、效力存疑;二是,运用逻辑推理论证被告人抗辩的虚假性。对应的问题是推理说理不足,具体案件中据以推理的素材不充分,且我国裁判文书说理不足;三是,以被告人无法提供证据为由否定其辩解。对应的问题是,要求被告人举证面临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争议,如与无罪推定原则冲突,且我国被告人举证能力偏低。第四部分提出构建我国“幽灵抗辩”的破解机制。借鉴域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实践,认为被告人一方应当对自己提出的“幽灵抗辩”进行举证,并承担抗辩事实真伪不明时的不利后果。通过对被告人举证责任制度与无罪推定原则关系的进一步揭示,指出两者在理论上并不相悖。由此进一步提出我国应对“幽灵抗辩”机制的构建应当配合相关制度,由被告人举证责任制度下的“举证必要”与提供证据责任两种形式,分别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幽灵抗辩”逐一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