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将琴人置于明末清初江南社会的大背景下,探讨琴人如何在特定的场域中逐渐形成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特殊群体之一,揭示琴人群体的构成,其学术成就、社会活动倾向以及政治抉择,进而透视出此群体的社会特性以及他们源于士人但又高于士人的独特品质。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文化的繁盛以及士人群体的活跃,使得这一时期的琴学得以空前发展。私人刊刻琴谱的大量出现,三大琴派虞山派、绍兴派与广陵派皆形成、发展于此时。不仅处江湖之远的隐士文人对抚琴、以琴会友钟爱有加,而且居庙堂之高的士人亦是对琴情有独钟,琴甚至成为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琴人群体主要由专业琴人和文人琴人两类所构成。“专业琴人”或称琴派琴人,不但操琴,还有自己的代表曲目并编订或刊刻成琴谱。他们创立琴派或是琴派的传人,同时也收徒传承琴学、琴道。“文人琴人”则是一些自学或是兼学各种流派风格的琴人,他们善于操琴,但又不是某一琴派中的文人。他们对琴学也颇有研究,或编订琴谱或著有琴论,并与专业琴人交往甚密,经常切磋琴艺并且有代表作品,但对琴学和琴道的传承亦起重要的作用。大体而言,专业琴人是那些以琴艺为终生谋身手段与最高奋斗目标的琴人群体,文人琴人则是那些以琴艺为修身养性及文化交往的方式之一的更士人化的群体。明末清初琴人众多、琴派林立,甚至结为琴社,相研琴学蔚然成风。这时期的琴人在琴学艺术上的成就可谓是空前的。徐上瀛的《溪山琴况》系统总结、论述了古琴演奏的二十四种风格、技巧,强调琴乐的清雅之况,为古琴理论的集大成之作。琴人不仅在琴学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造诣,并且将其清雅之旨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显示了这时期的琴人已经与传统的士人越来越相融合。在明末清初社会大变动时期,专业琴人多倾向于抗清或拒清,尤其是那些为崇祯帝所赏识的琴人。明亡之后,这些人更多的具有遗民心态,多半悠游山林。而文人琴人相对更士人化,他们与士人一样,面临着忠于旧君和亟亟于救世的矛盾,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政治抉择,政治选择分化较大。但无论是专业琴人,还是文人琴人,始终承载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社会责任感。由此观之,明末清初江南琴人群体,是一群以古琴为寄托,有着固有精神操守,将琴道和琴所独有的艺术气质融于自己的血液,并以此作为其身份认同标志的群体；一群源于士人,但在坚守固有文化,以及将琴道的内在修身转化为对社会道德责任感方面更为执着和纯粹的特殊士人；一群以琴为国家、民族及本族文化的化身,并可与之共存亡的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