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疾病”、“卑湿”、“瘴疠”似已成为“南方”远域的一个固有标签。唐代岭南、黔中、剑南、山南西、江南西等道的很多区域,山岭阻绝,气候闷热,土地卑湿,族群错杂,成为令帝国官员心生恐惧和抗拒前往的地方。历来人们非常关注南方贬谪文人群体敏感、愤郁的精神世界。然而,抗拒的情感与谪居的苦难并不是唯一感受,很多时候,文人不得不因迁转、入幕、避乱、游历等原因远赴“荒服”之地。尤其随着唐帝国统一政权的形成,国家政权与中原声教逐渐延及四方,这些士族精英在“文人”身份之外,也作为帝国官员承担着“化成天下”的公共责任。两种身份的重叠,带来流动文人文学书写的多样性,他们在私人化的认知、表述之外,又夹缠着公共写作的意义维度。故本文以中晚唐时期南方相对边缘的“五道”为中心,考察南方地域的文人流动情形以及由此带来的多元化文学书写。绪论是对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旨归。因论题与文学地理密切相关,故首先对古典文学领域的文学地理交叉研究进行了回顾,从研究方法、研究立场与研究视角三个方面作了总结。其次,概述了唐代南方各地域及“南-北”视域下的文学文化研究,继而引申出本文的研究旨趣,即重视地理空间中文人流动的动态图景,着重把握其文学书写的四个特性:文人的地域流动性、空间体认的主观性、边缘地域的同一性,以及文学书写的建构性。正文主要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考察了整个唐代南方五道文人流动的总体情形,并指出中晚唐时期文人流动所具备的独特性。基于大量数据,我们制作了《唐代赴南方五道文人数据表》、《唐代赴南方五道士人数据表》,从时间、空间和流动类型三个维度,分析了唐代南方五道流动文人的规模变化、空间分布以及流动原因,并由此得出中晚唐南方五道文人流动的若干规律与特点。地理空间与文学的链接,根本上是以处在复杂意义网络中的“人”为媒介的,故还原历史场域中“人”的观念和认知是重要的。第二章主要从唐代文人的主观视角切入,考察中晚唐语境中流动文人对“南方”地域的认知过程,以及在流动碰撞中“南北之别”施于唐代文人的现实性影响。从先秦至唐代,伴随华夏文明的扩张和政权疆域的拓展,文本世界中的“南方”始终处在变动之中,其内涵也趋于丰富和多元。唐代文人对南方知识的获取、对南方形象的塑造和建构,就处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之中。从“边缘”的视角,即南方本土文人的视点出发,可揭示“南-北”地域的区隔在唐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发挥的作用。由此,我们把“人之于地”的认知和“地之于人”的影响结合起来,力图呈现一个立体的“南方”形象。第三章则进入具体的地理书写层面,探讨流动文人在帝国边缘克服迷惘的“客思”,建构清晰“秩序”的完整生存逻辑与文学呈现。我们将从南方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弃逐远游传统入手,揭示它们对中晚唐流动文人客游体验和客思书写形成的深刻影响。继而着眼于流动文人为克服混沌的情感状态,在南方“异域”试图构建清晰时空秩序的努力,这种秩序构建既满足了个体适应客观环境的需求,也体现了文人在南方远域对公共政教的关切。我们将以中晚唐的亭台记为解读对象,探讨流动文人在远离王畿的边缘地域所承担的政教职责及文学书写策略。第四章从文人对南方地理的主观性体认跳脱出来,进入流动文人在南方社会生存语境的考察。首先指出,虽然地域集聚对文人群体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但地域流动同样可为观照文人交往提供新的视角。继而将着眼于南方五道的“边缘性”,以流动文人的唱和诗为主要文本,探讨他们以诗歌建构个体交往、实现群体凝聚的方式和特征,这是流动文人在殊方遐远的文化异质之地寻求归属和认同、维系朝野关系的重要途径。第五章同样是对流动文人与南方社会互动效应的探讨。将寻绎唐帝国这一“共同体”的影子,着眼于儒家教化与南方祠祀、信仰的碰撞相激,考察流动文人如何通过相关文本的写作完成对帝国远域的观念传达与权力控制。我们将以中晚唐的碑文、庙记、祭神文等文本为中心,归纳出南方五道的祠祀类型、地域差异以及文人对此的观念态度。继而以柳宗元的《饶娥碑》、晚唐宣州的祭神文为个案,探讨流动文人在南方地域信仰建构中采取的书写策略、发挥的实际效用等。这些具有诠释和导向意义的书写,体现了文人官员欲在国家教化与地方吏治之间寻求和谐完善的途径,以“文学”实现权力的传输和国家观念的表达。结语部分主要对以上各章进行总结,从“文人流动的意义”、“文学书写的功用”、“地理空间在文学研究中的定位”等三个方面对研究主旨进行申述,明确南方远域的“边缘”性对研究文人流动及其书写的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