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东人民在摆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在选择国家发展道路时有很多分歧，再加上国际上两极格局的形成，造成中东长期动荡不安，给外部势力的卷入创造了时机，五十年代的中东逐渐成为冷战的战场之一，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对这一过程则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分析，阐明其演变的过程和动因，揭示出冷战对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东政策的影响及中东小国与美国互相影响、互相牵制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来展现冷战的某些特点。 本文在第一部分回顾了艾森豪威尔政府以前美国与中东关系的发展，重点叙述了杜鲁门政府的中东政策，指出，杜鲁门政府确立了美国中东政策的两大目标，即遏制苏联和保证石油供应的畅通。第二到第四部分比较细致地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东政策的提出及其演变。在上台伊始，为使中东各国结成反苏的共同体，防止苏联对中东的渗透，艾森豪威尔政府一方面积极促使阿以和解，一方面提出“杜勒斯计划”，筹组北层防御组织，后者体现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东防御组织的态度不同于杜鲁门政府，是二者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方法手段的不一致。但是，随着《巴格达条约》的签订及英国等原殖民国家的加入，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掀起了反对《巴格达条约》的运动，使美国对《巴格达条约》的态度转为保守，在保证给予该组织支持的同时，又避免成为正式会员。艾森豪威尔政府促使阿以和解的努力也因《巴格达条约》激起的对立情绪无果而终。埃及的不合作态度很令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满，该政府对埃及的政策由此从“拉拢”转为“教训”。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英法在中东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为填补英法撤出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这一政策因其公开向中东国家作出军事援助和干涉的承诺，标志着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冷战政策的升级和对埃及政策进一步强硬。但不久之后，由于叙利亚危机期间埃及通过出兵叙利亚再次展示了它在中东举足轻重的地位，引发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反思自己的中东政策。黎巴嫩危机爆发后，美国一方面向黎巴嫩作出出兵干涉的渊，一方面又希望这次危机能自行解决，伊拉克政变构成美国出兵黎巴嫩的直接动因。黎巴嫩危机和伊拉克政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中东最具压倒性的政治势力，以艾森豪威尔主义为主的防范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策不再适应中东的这一新形势，这构成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其中东政策进行再评价的一个动因；另一个动因是伊拉克政变后，共产党的势力在伊拉克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使以埃及为首的民族主义成为抵御共产主义的最有力的力量。在这两大动力的推动下，艾森豪威尔政府改变了对以埃及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态度，在遏制苏联和阻止共产主义渗透这一目标的指导下实现了与民族主义力量的和解，在战略上开始将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别对待，并将前者视为抵御后者的重要力量。最后，本文得出结论，认为对埃及政策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东政策的核心，这个核心是为遏制苏联这个重心服务的，对苏冷战是支配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东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 本文通过对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东政策系统而细致的分析，勾划出了该政府在遏苏目标的指导下，根据中东的具体情况作出适应性调整的过程，弥补了这一方面基础研究上的欠缺。对于美国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关系，本文用大量的史实证明，二者并非是一种完全对抗的关系，在利益发生重合的憎况下、二者可能出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