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在Meta分析的基础上,探讨苏州地区中老年人群肺癌、胃癌、肝癌发病的危险因素;建立以Fisher判别函数为基础的恶性肿瘤高危人群评估模型——即“恶性肿瘤高危人群专用筛查软件”;最终,构建一个切实可行,以防治为出发点,以“初筛-精筛-精查-确诊”为标准流程,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与医院相结合的,全程化、网络化、规范化的肿瘤综合防治体系,为寻求合理的肿瘤三级防治策略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方法:1、Meta分析:通过计算机文献检索和文献追溯的方法收集国内1995～2010年间公开发表的有关肺癌、胃癌、肝癌危险因素的流行病学以及病例对照研究的相关文献,将检索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收集、筛选、数据整理后进行Meta分析,明确肺癌、胃癌、肝癌的危险因素。2、建立以Fisher判别函数为基础的恶性肿瘤高危人群评估模型——即“恶性肿瘤高危人群专用筛查软件”:选取2009年1月至2010年1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首诊为肺癌、胃癌、肝癌的患者。按照1:1配对的条件选取患者居住地附近或共同工作时间较长的、民族相同、年龄相仿（±5岁）的健康邻居或同事为对照。采用病史追查、调查问卷、电话回访等方法进行相关危险因素的信息采集。3、建立“社区-医院”肿瘤综合防治管理体系:应用计算机网络与共享资源,将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与医院的卫生资源相互结合。以社区为平台,采用宣传教育、健康体检等途径,对试点社区的中老年人群进行健康教育,并完成“健康体检+恶性肿瘤高危人群专用筛查软件筛查”,根据初筛结果及个人意愿进入医院平台进行肺癌、胃癌、肝癌“精筛”项目检查,阳性者进入的“精查、确诊”流程,建立肺癌、胃癌、肝癌肿瘤高危人群的规范化管理队列,实施高危人群个体化医学干预和监测。结果:1、Meta分析结果:1.1、肺癌各高危因素合并OR值及95%CI分别为:吸烟（X₁）OR=2.028（1.784～2.273）,吸烟指数（X₂）OR=1.192（1.135～1.249）,被动吸烟（X₃）OR=1.826（1.609～2.042）,油烟（X₄）OR=2.247（1.759～2.735）,肺结核（X₅）OR=1.413（0.935～1.891）,慢性支气管炎（X₆）OR=1.689（1.358～2.020）,其他肺部疾病（X₇）OR=1.947（1.692～2.201）,恶性肿瘤家族史（X₈）OR=1.487（1.250～1.725）,精神心理因素（X₉）OR=1.713（1.424～2.001）,住宅附近有工厂(X₁₀)OR=1.426（0.932～1.921）,饮食习惯不健康(X₁₁)OR=1.868（1.586～2.150）,新鲜果蔬摄入(X₁₂)OR=0.361（0.319～0.402）。1.2、胃癌各高危因素合并OR值及95%CI分别为:幽门螺杆菌感染史（X₁）OR=5.243（1.323～9.163）,慢性胃病史（X₂）OR=1.103（1.050～1.157）,恶性肿瘤家族史（X₃）OR=1.694（1.504～1.883）,精神心理因素（X₄）OR=1.065（1.030～1.101）,吸烟（X₅）OR=1.063（1.034～1.091）,饮酒（X₆）OR=1.202（1.130～1.274）,高盐饮食（X₇）OR=1.506（1.397～1.616）,进食过热（X₈）OR=1.445（1.323～1.567）,进食过快（X₉）OR=2.093（1.681～2.504）。1.3、肝癌各危险因素合并OR值及95%CI分别为:肝硬化（X₁）OR=14.122（2.437～27.807）,乙肝病史（X₂）OR=2.319（1.897～2.741）,HBsAg（+）（X₃）OR=7.205（5.858～8.552）,HCV感染史（X₄）OR=1.973（1.089～2.859）,恶性肿瘤家族史（X₅）OR=2.418（2.102～2.733）,精神因素（X₆）OR=1.861（1.642～2.079）,饮酒（X₇）OR=1.219（1.143～1.295）,吸烟（X₈）OR=1.083（1.045～1.121）,非自来水（X₉）OR=2.085（1.607～2.562）。2、建立以Fisher判别分析为基础的恶性肿瘤高危人群评估模型——即“恶性肿瘤高危人群专用筛查软件”:2.1、肺癌高危人群的预测模型为Y₁=-4.582+3.051X₁+3.195X₂+1.358X₃+2.133X₄+2.307X₅+1.713X₆+2.479X₇+1.460X₈+1.945X₉+1.952X₁₀+1.790X₁₁+1.561X₁₂;非肺癌高危人群的预测公式为Y₂=-1.603+1.776X₁+0.770X₂+1.044X₃+1.137X₄+0.851X₅+0.966X₆+1.075X₇+0.949X₈+1.049X₉+1.342X₁₀+1.282X₁₁+1.912X₁₂。其训练样本非高危人群的判对率为82.30%,高危人群的判对率为74.45%,检验样本的非高危人群的判对率为83.47%,高危人群的判对率为70.66%。2.2、胃癌高危人群的预测模型为Y₁=-4.284+2.907X₁+1.780X₂+1.978X₃+1.311X₄+2.335X₅+1.811X₆+2.697X₇+2.032X₈+1.937X₉;非胃癌高危人群的预测公式为Y₂=-2.122+2.40X₁+0.724X₂+0.990X₃+1.121X₄+1.573X₅+1.062X₆+1.726X₇+1.486X₈+1.372X₉。其训练样本非高危人群的判对率为66.72%,高危人群的判对率为68.59%,检验样本非高危人群的判对率为66.53%,高危人群的判对率为67.33%。2.3、肝癌高危人群的预测模型为Y₁=-6.658+4.080X₁+3.644X₂+5.455X₃+1.486X₄+2.162X₅+1.812X₆+2.663X₇+3.070X₈+2.006X₉;非肝癌高危人群的预测公式为Y₂=-1.286+0.435X₁+0.269X₂+0.641X₃+0.327X₄+0.830X₅+0.377X₆+1.749X₇+2.321X₈+1.222X₉。其训练样本非高危人群的判对率为96.19%,高危人群的判对率为83.81%,检验样本非高危人群的判对率为96.67%,高危人群的判对率为82.22%。3、建立“社区-医院”肿瘤综合防治管理体系:成功地构建了以社区为基本筛查单元、以普通人群筛检出高危人群为关键步骤,以“初筛-精筛-精查-确诊”一体化技术为核心的中老年恶性肿瘤综合防治管理体系。将肿瘤高危人群在社区医疗服务体系和医院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使肿瘤高危人群得到了全程化、网络化、规范化管理;相关的肿瘤防治档案包括健康教育、筛查结果、诊疗资料、随访资料等得到了动态更新,信息资料得到了充分、综合地应用,为寻求可行的肺癌、胃癌、肝癌的防治策略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4、通过以Meta分析和Fisher判别为基础“恶性肿瘤高危人群专用筛查软件”的筛选,将高危人群从中老年普通人群中筛检出来,并纳入到优化的肿瘤早期防治流程,节约了早诊费用,肺癌、胃癌、肝癌确诊率分别提高到0.44%,0.39%,0.3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早诊率分别提高到27.91%,23.68%,32.2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率分别提高到76.74%,81.58%,80.6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早诊早治率的提高,为最终降低病死率打下了基础。结论:“恶性肿瘤高危人群专用筛查软件”的研发,成功构建了以社区为基本筛查单元,以普通人群筛检出高危人群为关键步骤,以“初筛-精筛-精查-确诊”一体化技术为核心的苏州市恶性肿瘤早期防治体系。作为癌症“三早”的有效尝试,本研究为省内乃至全国提供了先进案例及应用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