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成为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主要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化石能源消耗。多个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碳排放总量达峰。正在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当前与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推动者。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承担减排责任,承诺2030年左右碳排放总量达峰。因此,探究碳排放进程中出现的规律及影响因素,对中国碳排放达峰具有重要意义。以OECD国家碳排放达峰进程为分析对象,试图探究碳排放达峰中的规律。根据碳排放的强度、人均及总量三大指标依次达峰,将达峰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利用OECD国家数据验证了碳排放阶段划分的正确性。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考察OECD国家碳排放峰值对应的经济特征,发现总量达峰国家大多完成工业化进程,步入城市化后期阶段。工业占比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关系,能源强度下降对碳排放起主要抑制作用,清洁能源与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抑制OECD国家的碳排放。根据中国所处阶段,对比分析中国与OECD典型国家的驱动力差异。中国处于碳排放强度与人均峰值之间的过渡阶段,与处于该阶段的丹麦、爱尔兰对比发现,经济增长对中丹爱碳排放增长发挥主导作用,丹爱城镇化的增碳效应低于中国,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丹麦的减排压力,但增加了中国和爱尔兰的碳排放量。与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美日对比分析发现,经济增长是中美日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中国城镇化对碳排放推动作用大于美国和日本,对外贸易对美国和日本碳排放发挥抑制作用。依据碳强度衰减历史趋势及中国政府目标,对中国未来碳排放进行预测。按照英美法日碳强度衰减速度,中国不能在2030年前达峰。按照中国碳强度下降的历史趋势,中国2030年碳排放总量达峰,且人均碳排放峰值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中国若能完成“十三五”规划与“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减排量,碳强度年下降速度保持在3.44%以上,便能实现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