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用地是承载人类非农经济生产活动的主要基础,同时也是二三产业经济生产中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飞速发展,建设用地规模也随之迅速扩大,大量耕地和其它土地被占用。但是,我国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普遍不高,空间配置效率低下,由此造成了建设用地大量浪费,耕地资源过度损失的严重后果。本文试图从建设用地空间配置效率入手,探索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优化途径,提高我国经济总产出,从而保障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有效保护耕地和其它土地资源。因此,建设用地空间配置效率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建设用地空间配置达到边际效益空间均衡的条件时,可以实现空间配置最优。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建设用地边际产出的空间差异巨大；中国当前的建设用地空间配置模式存在巨大的效率损失,尽管其配置效率在逐步提高,但仍存在较大的改进余地。最后,本文提出了中国建设用地空间配置的区域协调机制和实施策略。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如下：(1)以帕累托效率最优为理论基础应构建了建设用地空间配置效率分析模型,并将建设用地边际均衡分析应用于实证研究。根据边际报酬递减原理,建设用地的空间配置应遵循区域边际效益由高到低逐次配置,从而达到建设用地边际效益空间均衡,实现建设用地空间配置效率最优以及经济总产出的最大化。(2)在索洛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建立包含土地要素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引入土地要素之后,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一个平衡增长路径。当经济达到平衡增长路径后,建设用地增长速度大于劳动增长速度时,建设用地产出弹性越大,经济产出增长率越高；建设用地增长速度小于劳动增长率时,建设用地产出弹性越大,经济产出增长率反而越低。长期来看,弱化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扩展的依赖有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3)廓清了固定资本存量和土地的内涵与区别,我们重构并检验了中国1985-2005年31个省区市的二三产业固定资本存量数据和建设用地总量数据。以扩展C-D生产函数模型为基础,我们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了我国各个省区市的总量生产函数。计量结果显示,建设用地的产出弹性系数均显著,纳入土地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具有很强的经济解释力。中国建设用地产出弹性的空间差异显著,但经济发展水平与建设用地产出弹性没有直接对应关系,将建设用地更多地配置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其经济增长并非具有较大助益。中国建设用地扩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从1985-2005年的平均水平看,湖南、北京、内蒙古、天津、重庆等五省区市的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湖北、江西、河南、吉林、江苏、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甘肃、陕西、新疆等地的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低。中国建设用地边际生产率较高的省份为：上海、北京、天津、福建、重庆、河北和辽宁等,这些地区的建设用地边际产出均高于我国建设用地均衡边际产出；相反,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等地区的建设用地边际产出率一直低于全国均衡边际产出。从全国经济总产出最大化的角度来看,应将更多的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于边际产出较高的地区,而不是经济水平较高或增长较快的地区,也不是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的地区。(4)明确界定建设用地空间配置效率的内涵,提出了建设用地空间配置效率指数和效率损失的测度方法。通过中国1985-2005年建设用地空间配置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建设用地空间配置效率在稳步提高,效率指数从1985年的0.8712提高到了2005年的0.9151；但由空间配置效率损失导致的经济损失量由1985年的777.73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5335亿元。我国建设用地空间配置效率损失的根源在于中央指令性配额配置忽略了建设用地边际产出的空间均衡。(5)2010年中国建设用地空间配置效率损失达9774.46亿元,为优化建设用地空间配置,本研究提出了建设用地指标区域间合理流动和补偿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核算了2010年中国各个地区建设用地规划配额的偏差,确定了各地区建设用地指标流转规模和流转方向；然后,根据以建设用地边际效益为基础的流动指标的定价机制和“找回效率”的分享机制,核算了各个地区经济补偿量以及“找回效率”的分配额度。最后提出了建设用地区域协调的三个实施策略：其一,规划配额的市场交易机制；其二,规划配额,政府主导调配模式；其三,可转让配额的招标使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