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将往常分别阐发的刘半农赠与鲁迅的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视作一体,放在共时性的人类文化整体结构中,以印证鲁迅生命活动中历史与现实相通即“取今复古,中西共融”的感受与认识。借此提出的假设是:之所以这两类可以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差异极大的内容(一西一中,一现代一古典)会在同一个人的思想中发生几乎同样重要的影响,除了接受者鲁迅自身原有的资质储备与理性选择外,也不能忽视二者之间的深层联系。“魏晋文章”不仅是鲁迅作品风格和笔调的“魏晋化”,同时是其人格主体精神的“魏晋化”,更具体为鲁迅于十年沉默期生成的“嵇阮情结”。而之所以会聚焦魏晋、寄情嵇阮,又缘于鲁迅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幼年在浙东民间鬼文化的熏陶下,于内心形成了“自然鬼”与“人为鬼”交融纠葛的张力结构,以及无常女吊“人道-个人”兼容的思想平台;再至青年时期汲取的“摩罗诗人”魔性的张扬与人性的拯救,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与“托尼学说”的人本主义相遇。最后在中年沉潜期重返中国文化的路途上找到了思想支撑,契合于以嵇阮为代表的“大洁若诞”、“大诚若狂”的竹林玄学。可以说,鲁迅在这段时间抄古碑的举动是向西方文化“取”——即吸收了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后,又在溯源本民族原初生命力时“复”苏了魏晋一代尤其是阮籍、嵇康的精神风貌。此次超越时空的相遇本于鲁迅一以贯之的“立人”思想,并无形地转化为小说创作的精神资源,塑造了一系列足以与中国传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并肩而立的现代文学典型——心怀大爱的“狂人”形象。并结合从中国“鬼”到西方“魔”的转变,展开了“个人”在“群盲”中攻与守的历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