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上的交流并不是近年以来的产物,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方豪先生在其著作《中西交通史》中就已经将中西文化交流追溯到先秦时期,并认为“中国与西方的交通往来‘在有史之初即已有之’,只是史无其文,故茫昧难稽。”建筑作为一种普遍的艺术形式,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提供了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和空间环境,自然也在文化交流的范围之内。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流历经几百年,对于双方建筑学科和行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无论是中国古代造园理论对于西方现代景观建筑学发展的直接推动,还是20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在中国大地上大量修建各种西洋风格的建筑物,姑且抛开政治、社会因素不论,仅从建筑学史上来看都可称为双方建筑学发展中的关键性事件。1999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建筑师大会,不仅是对于中国这个当前国际建筑热点区域的承认,同时在会上签署了《北京宪章》这一指导性纲领文件,为此后即将进入的21世纪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学的发展提供了建议。文章试图关注《北京宪章》后至今的七年中,发生在中国建筑界的大规模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流活动,选取典型区域、典型事件、代表性人物以及突出的事例进行归纳分析,在试图呈现出一幅完整的中西交流的画面的同时,阶段性地总结和表述一系列事件对于现今中国城市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为了便于记述,对于地区、事件、人物都在总体上采用了受到西方影响的多少的程度进行划分。由于近年来,无论是国内建筑类期刊杂志还是各高校硕博士毕业论文,对于与此相关的题目论述都不在少数,因此本文注意选取的实例比较偏重于2002年以后,意在保持相关研究连续性的同时,完成新时期的探索。在中国建筑市场受到西方建筑文化强烈冲击的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中国建筑文化也开始以修建单体建筑和参与建筑文化展览等方式对外传播和扩展,尽管规模不大,但毕竟有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文章中对此也进行了一定的记述。文章自下笔之前直至截稿停笔,始终未敢存有一丝得出确定结论的想法,一方面关于这一题目的讨论本来就属于开放型课题,另一方面由于事件发生的时间距离现在较近,尚无法对其得出客观的评价,与其匆忙之中妄下结论,可能还不如将事件和人物本身的客观情况尽可能地呈现出来更有意义。文章中的评论大多只是针对于现阶段表现出的优势与不足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