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或囿于史料或限于研究视角而对沦陷区民众的生活实态问题研究明显薄弱。对抗日战争史研究而言,搞清楚战时沦陷区民众的日常生活状况,分析其所思所想不仅是一项值得关注的重大学术问题,更是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借助近几年出版的相关沦陷区普通民众日记,以城市青年为考察对象,为较全面展现沦陷区民众的生活状态提供了可能。作为对比,战前我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大致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以1926-1936年的北平、上海、天津三地为例,城市居民的生活费指数变化并不大;对一般城市贫民阶层而言,满足基本的生活温饱也大致不成问题。具体对本文所考察的两位城市青年而言,董毅战前身处仕宦之家,家境殷实;而颜滨虽出身社会底层,但不受战争影响,又有着五金店员的工作,维持期基本的生活需求也非难事。抗战爆发后,北平与上海相继沦陷。战争对城市青年群体的影响不光体现在物质生活上,更是体现在精神生活上。就物质层面而言,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物资供应短缺、生存环境的恶化成为普遍的事实。城市青年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深受影响。但民众生存环境存在一个缓慢恶化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沦陷前期至1940年前后,沦陷区民众的城市生活尚维持在一定的水准线之上,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生存环境则逐渐趋于崩溃。另一方面,这对城市青年的精神生活也造成直接且巨大的影响,精神压力过大是这一时期日常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可即便如此,城市青年群体依然通过各类休闲消遣活动慰劳极度憋屈与苦恼的身心。以董毅在北平的生活为例,看电影成为他休闲消遣的主要选择,但董毅的“影迷”生活并非丝毫不受限制,战时北平日伪当局制定极为严格的电影审查条例并成立所谓的“华北电影公司”以达到对民众的思想文化控制的目的。此外,城市青年还通过打麻将,阅览报纸杂志,逛公园,溜冰,参加校园聚会等种种方式来释放自己的精神压力。总之,战时沦陷区城市青年的精神生活是多面的,立体的,可无一例外都受到生存环境恶化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青年群体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民族意识展现。但这种民族意识往往表现为“隐而不发”的形式,受这种民族意识的指引,城市青年也经常流露出逃离沦陷区的想法并有一定程度的实践。这一努力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广泛地存在于沦陷区青年学生群体当中。不过,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城市青年为求生存而不得不成为“消极的合作者”,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种“合作”背后,充斥着的更多的则是“无声的抗争”,其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更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