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现代高科技战争以及核战争的残酷性,通过谈判解决冲突争端的国际关系准则得到普遍认可,导致战争的物质和道德成本越来越高,改变了冲突争端各方对于通过武力解决冲突争端的成本收益比的预期,这为通过调停来解决争端提供了时代舞台。冷战后,随着公民社会的崛起,呼应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要求,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者越来越多,除了传统的民族国家作为调停者之外,世界性和区域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NGO)以及有影响力的个人,出于各种动机,介入到国家内部或国际争端中;同时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加快,争端牵扯到多个行为体的利益,往往超出了一国的调停能力,这也决定了要全面解决争端,必须多方参与调停。最近十年来,在关于科索沃危机、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和苏丹达尔富尔等危机上,国际社会各个行为体都进行了不懈的调停努力,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为研究多方调停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本文首先介绍了传统的调停理论,接着尝试通过以上这些案例总结多方调停的规律,分析了冲突本身因素、冲突方因素、调停方因素、冲突的背景因素、调停谈判的技术因素等变量对外交调停效果的影响。本文随后以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作为检验多方调停理论的案例,对各变量对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影响进行了逐一扫描,并且给出六方会谈之所以取得进展或者遭遇挫折的理论解释。最后从中发现中国在调停其它冲突争端时出现的普遍性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希望为今后的中国外交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