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确立了针灸学理论体系,其后针灸学的发展基本在其框架内,理论体系并未有根本性的变化。后人学习针灸理论依然遵从《内经》,并且脱离不了注家的注释。虽然《内经》以后一些针灸学专书中也有对针灸理论、概念的解释,但其一、这些解释无论是影响性还是代表性均不如注家大,不具有代表性;其二、注家的解释是在《内经》的整体框架内进行的,体现了《内经》针灸理论体系的主要面貌,相比而言,针灸专书中的解释显然不具有这种全面性。注家注释中涉及针灸理论的内容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对《内经》针灸理论内容的注释;其二、在对《内经》其他内容注释时所运用的针灸理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正是注家的注释才使得针灸理论不断传承。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缺乏对注家注释的系统考察,尤其是从针灸理论方面的系统研究基本阙如。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拟对《素问》杨王注进行系统比较,并借此展现注家注释对于针灸理论传承的方法、价值等。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其一、深入认识《内经》针灸理论的需要;其二、彰显注家注释的现实意义;其三、呈现针灸理论注释、传承历史;其四、《内经》针灸理论现代表达的需要;其五、为针灸的实验研究、应用研究提供文献与理论依据。本研究第一章对杨上善相关注释特点进行分析,认为杨注的特点在于善于总结归纳、意义的整体理解、进一步附加阐释。本研究第二章对王冰相关注释特点进行分析,认为王注的特点在于重视腧穴注释、善于联系上下文,并使用标志性关联语词。本研究第三章在前面两章分别论述杨注、王注特点的基础上,对两者的相互关系进行考察。经归纳,杨王二注的相互关系有如下具体表现,其一、沿袭:即两者注释完全相同(当然,这种情形极为少见),或差别极小,甚至可忽略不计,或主旨保持基本一致,但用字有一定差异;其二、相异:后起注家并不照搬前面注家注解或与之一致,而是直接给出自己与之不同的解释,或直接另据他说。与前已述及的“沿袭”类型相比,彼为完全相同或基本一致,此为完全不同或基本不同,即差异性较大;其三、补充:后起注家对前面注家进行补充,多因前者较为简略,或从不同方面增补,或引新的文献,或援引别家之说以增补说明。一般来说只引述,不评论(比如经脉循行原文的增加即是典型例子)。实际上,有些注释是两家所共有的,但后一家在前者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或解释,即沿袭型+补充内容=补充型,即两者有共同的基础;其四、互补:两家各自作注,互不干涉,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即对某一段原文,一家注解其中一词(一个意群、一个层次、方面),另一家则注释另一词(意群、层次、方面),两者毫不相干,但相互结合则使全句或全段意义完整;其五、阐明:后起注家对前面注家进行阐发,其重点多是某些疑难字词,前者未能说明详细,后者则详加阐明;或对前者所引用的文献的出处、意义等进一步阐发申明。在具体注文比较中,大多数情况是,这种具体表现的划分并非截然的,而是经常一同出现。熟悉这些关系的具体表现,有助于我们探寻暗含在注家身上的对经典针灸理论理解与解释的演变脉络。在上述两者注文关系沿袭、相异、补充的表现中有较大一部分例子是涉及经脉循行的,很明显,经脉循行被古代注家赋予了极强的解释功能,这一点值得当今学界认真反思。在上述两者注文关系互补、阐明的表现中有较大一部分例子涉及针刺操作相关内容,即针刺补泻、治神、深浅等。这些内容相对而言,论述较为抽象、难懂,不确定性较强,意义涵盖面较广,注家解释时难以全面、彻底,且易于引起歧义,故需要后起的注家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入补充、阐释,以将未尽之意充分表达。本研究第四章在前三章深入分析注释特点、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对杨上善、王冰对针灸理论理解的比较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两者除了在一些重要的针灸理论内容的解释上显示出各自的理论素养,在注文中还展现出自身对于某些针灸理论的独特理解或创新之处,这也是注家个性彰显之所在。如杨上善提出的“井之络脉”“督脉标本”“经脉气动失逆为厥”,王冰提出的“同身寸”“针刺留呼、息数”等。这些均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针灸理论,值得重视,应深入挖掘研究。本研究第五章在前几章宏观注释轮廓展现、微观概念解释创新的揭示的基础上,提出对注家针灸理论解释的思路方法进行分析。两家的解释思路大致为经络理论解释思路、经脉脏腑联系解释思路、语境解释思路、引证他书或他说的解释思路、知人论世的解释思路、审慎不作解的解释思路。在实际注释实践中,这些解释并非单独使用,而是经常联合运用。古代注家的某些观点,我们或可保留,但对于这些解释思路,我们应熟悉掌握,这是经典针灸理论理解的不二法门。本研究第六章力图在前几章具体注释研究的结果上,就注家注释对针灸理论传承的价值进行理论思考与初步概述。本研究认为,经典针灸理论主要是以文本的形态传承。注释是经典针灸理论传承的主要表现形式。注释对针灸理论传承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注释是一种继承;其二、注释是一种创造;其三、注释更是一种承前启后。经典针灸理论的注释历史正是针灸理论自身不断新陈代谢、返本开新的过程。研究认为,注家之间是有影响的,注家的注释亦有差异存在,正是在这些差异之中彰显了其对于针灸理论的理解上的创新之处。同样,也正是由于它们的注释使得针灸理论不断传承。若要回答针灸理论传承的问题,就必须对注家的注释工作进行系统研究,详细分析其注释的特点、解释的思路方法,及后人又是如何在其影响下进行针灸理论解释和理解的,如果将从古至今的相关注释进行梳理,最后我们获得将是整体针灸理论传承的历史。由此观之,我们应当切实重视注家的注释工作,因为其中蕴含了大量的学术资源。不仅要扩大范围到整个注家的系统考察,甚至可扩展到针灸专书、综合医书等,那么我们对经典针灸理论的理解将更为深远。注家注释的研究,特别是早期注家的注释研究,其范围是限定的,仅在中国范围之内。如果对明清时期的注家或针灸专书、综合医书的考察,则应重视“西学东渐”的影响。即在外来医学文化的影响下,对经典针灸理论的理解产生了何种转变,这种转变本身对当下的影响如何?如果时间再往后推延至鸦片战争以来,这种转变似乎更为明显,因针灸教育模式的转变,现代针灸教材的编写本身就是受外来医学的影响,其对针灸理论解读又有何影响?这些都是影响我们对针灸理论学习、理解、传承的重要方面,应给予关注并系统研究解决。本研究尚属诠释学理论引入针灸理论系统研究的尝试,但通过本研究今我们对针灸理论研究有了新的认识。经典针灸理论的研究需要有外来视角的观照,诠释学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启示。封闭地研究是行不通的,且难以与世界沟通,难以被解读。既然针灸实验研究、临床研究可以借鉴、运用自然科学最新研究成果,那么针灸理论研究也应多关注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并将之引入运用。可与中国传统经学阐释研究相结合,吸收其研究成果,在文化同一的视角下研究经学阐释对医学经典阐释的影响。需要注意甚至是警惕的是,我们不能拿中国古代医家的注释实践、资源去套用、证明、填充西方诠释学理论。我们需要借鉴的是思路与启示,而不是照搬,甚至拿自己去为别人当注脚。概言之,经典针灸理论研究应以自身为主体。本研究仅仅是从注家角度对经典针灸理论的理解与传承过程、方法、价值等系统研究的一个开始,限于自身学识、素养、经验等各方面的欠缺,所作研究无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将在以后研究中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