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与少年司法场域的合作,人们最早认知的是社区矫正工作。然而,一个未成年人在犯罪之后直至进入社区矫正或监禁矫正之前,还要经历公、检、法三个刑事诉讼程序,在这长达半年至三年左右的刑事诉讼期间里,涉嫌犯罪未成年人面临着人生最大的困境,普遍会感到焦虑、彷徨、无助、迷茫,因此急需社会工作服务的介入。然而在我国,由于过往司法体系的结构性缺陷,社会工作在公检法三个司法程序或领域内并无法定的位置。这种状况既不利于涉嫌犯罪未成年人的社会矫正与社会康复,也不利于少年司法制度的人性化建设。自2009年起,B市开始探索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关系角度看,社会工作与少年司法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从结构上来看,社会工作与少年司法场域达致了初步的契合。那么,B市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模式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呢?抑或而言,社会工作是怎样嵌入进少年司法的场域、体现并发挥其专业的角色与功能的呢?这一建构性行动的内在逻辑又是怎么展开的呢?显然,研究这些问题既有助于司法社会工作理论和政策的完善,也有助于司法社会工作实务水平的提升。正因为此,上述这些问题自然就构成了本研究的中心议题。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了长达6年之久的参与式、跟踪式研究。期间笔者运用文献收集、参与式观察、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收集资料,并通过重点事件回顾的方式找到资料里包含的重要信息,从中发现了社会工作与少年司法场域互动的影响因素和内在逻辑关系,从而解释了B市社会工作与少年司法场域互动的整体关系。同时结合事件背后的法律及制度背景揭示了行动者推动社会工作与少年司法场域互动的行动策略。以下五点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发现：第一,“隔离”与“亲和”是社会工作嵌入少年司法的关系基础。长期以来,社会工作与少年司法场域的关系一直处于不相往来的“隔离”状态,例如,在2009年以前,B市的社会工作与少年司法没有任何形式的互动和往来,处于完全分离的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少年司法理念的缺失、少年司法制度存在的结构性缺陷以及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不足。尽管如此,来自于宏观层面的立法倡导和司法实践改革创新的急迫需要,又决定了少年司法制度吸纳专业社会工作的内在动力,二者之间的亲近、亲和趋势日渐明显。第二,社会工作介入少年司法场域是“嵌入性发展”的过程。嵌入主体是专业的社会工作,嵌入客体是少年司法场域,嵌入内容是社会工作服务。理念嵌入、服务嵌入和制度性建构是社会工作嵌入少年司法的基本行动逻辑。理念嵌入是服务嵌入和制度性建构的基础和前提,而且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服务嵌入是嵌入行动的核心内容,是少年司法场域引入专业社会工作的初衷和最终目标。制度性建构是嵌入行动得以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理念和服务有效嵌入取得的必然成果。理念嵌入、服务嵌入、制度性建构虽然具有事物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但这三个方面具有相互渗透、紧密联结的内在关系。第三,“嵌入”与“互构”是社会工作与少年司法互动的基本特征。从社会工作视角出发,其与少年司法场域的互动经历的是“嵌入性发展”的过程,然而社会工作在少年司法场域的“嵌入性发展“并非“单向嵌入”,而是双方互动的结果。期间,少年司法场域对社会工作的吸纳、承认至关重要。少年司法体系内“结构洞”的存在以及强大的吸引力是吸纳社会工作介入其中开展服务的前提,少年司法对社会工作的实质性承认是社会工作得以在其中开展持续服务的根本保障。社会工作与少年司法的“互构”,不仅有效弥补了少年司法的结构性缺陷,使其更好地发挥了少年犯罪预防功能,同时也促成了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搭建。第四,“契合”是社会工作与少年司法场域互动的结果。所谓契合,是指作为两个独立事物的社会工作与少年司法在内外驱动力的作用下开始互动,在经历了一系列冲突与整合之后,形成了紧密的结构关系和互动关系。其中,契合的基础是少年司法“教育刑”理念与社会工作基本理念的契合,契合的实现途径是社会工作的嵌入性行动以及少年司法场域功能让渡和拓展,契合的目标是双方共同对犯罪未成年人权力与福利关注。第五,社会工作在少年司法场域实现“嵌入性发展”是行动者采取了有效行动策略的结果。社会工作进入少年司法场域开展服务过程中,曾经遭遇了合法性、资源性、专业性三类困境。合法性困境是指在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司法场域对社会工作服务合法性的质疑；资源性困境是指在作为“新生”和“弱势”的社会工作服务所面临的经费及相关物质保障支持的不足；专业性困境是指涉罪未成年人服务本身的复杂性对社会工作专业性提出的极大挑战。在解决以上困境过程中,社会工作与少年司法场域中的行动者有效运用了制度资本、文化资本及个人智慧,推动并实现了社会工作与少年司法场域的初步契合。总之,从隔离到嵌入、到互构、再到契合,是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制度或体制得以初步建构起来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及其统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