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发展中，中国乡村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变迁:在部分乡村凭借着乡村工业化、城镇化或者旅游发展的东风迅速崛起的同时，绝大部分的农村随着严重人口流失和第一产业重要性的下降而逐渐空心化。在中国严重的城乡二元分离和不平等的城乡互动关系下，处于弱势地位的乡村难以通过自身的力量而亟需外部发展政策和发展手段的介入实现乡村复兴及城乡均衡发展。在中国政治体制下，乡村政策是乡村变迁与发展过程的核心要素。换言之，乡村转型与乡村政策间存在着辩证关系:乡村政策既是乡村转型在政治上的反映同时又是更深层次上乡村转型的推动力量。三农问题的产生与解决都和乡村政策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研究乡村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其在地方尺度上的实施过程对于理解中国乡村重构和乡村开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新世纪以来，为应对“三农问题”而发起的以美丽乡村为代表的一系列新乡村政策在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乡村复兴方面被各级政府、学者、公众赋予了极大的期待。在社会建构论的视角下，乡村政策是政府出于管治乡村地区以及实现更大范围上空间开发需要而生产的一套话语体系。乡村性政策话语是政治组织在已有乡村性表征要素的基础上，结合乡村管治过程中的社会问题，在其意识形态和开发理念指导下形成的以认识乡村进而改造乡村为目的一套话语体系。作为关于乡村空间的主导话语，乡村政策是历时性的，是镶嵌于复杂的社会、政治情境中的，是充满复杂权力关系的。　　目前国内已有的乡村性研究普遍将乡村性视作既存的事实，且在研究方法上过于依赖数学模型的建构，在这一研究路径下多是通过数据分析描述乡村发展的时空分异，为乡村开发政策提供合法性论证，但对政策话语本身的批判性分析却很少。本研究基于社会建构视角，将乡村性看作是社会、政治建构的过程与产物，探究中国乡村性政策话语的特征以及该主流话语在美丽乡村政策实施过程中对乡村空间的重塑机制。本研究采用话语分析和多案例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前者用于分析新型乡村政策于宏观层面上的乡村性政策建构，后者则关注地方层面上政策主导下的乡村性重塑:丹霞山在旅游开发和乡村开发背景下美丽乡村政策推动下“丹霞彩虹”项目和“丹霞仁家”农家乐，红海湾的乡村休闲广场建设。具体的资料收集方法有二手资料搜集、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　　在文章的主体部分，笔者结合新型乡村政策—“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制定和中国农业、乡村政策的历时性变迁，来解析乡村在国家空间开发战略中被赋予的角色和定位。通过对核心政策文件、报道资料、典型模式、美丽乡村标识等文本资料中有关乡村性要素的提取和分析，笔者发现在表征层面上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策略化地建构出了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富足、人地和谐、城乡一体的浪漫化乡村田园诗画。浪漫化的乡村想象往往掩盖着关于乡村开发的复杂权力关系。其后结合典型模式中三种主要的发展动力-第一产业现代化、乡村城镇化、乡村旅游开发和目前社会转型中乡村两极分化、发展极不均衡的现状的对比以探宄政策主导下乡村开发中“谁受益，谁被边缘化”的问题。　　政府不仅仅热衷于表征层面上乡村性话语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且通过政策的实施塑造乡村物质实体。探究政策主导下的乡村开发，对特定地方社会、政治情境中的政策项目的探讨是必不可少的。在对乡村政策分析的基础上，笔者选取以乡村旅游开发为主导的丹霞山乡村社区改造项目、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和汕尾红海湾的乡村休闲广场的建设为案例，来展示“政策建构的乡村”落地生根的具体情境和后续影响。在两个案例研究中，中央政府倡导的新农村建设政策、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广东省政府对粤东、西、北贫困地区的优惠政策和开发专项资金的投入，地方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两地乡村开发建设的共同背景。　　美丽乡村创建活动提供的乡村管治、开发政策工具是多元的、涉及乡村社会、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的。所谓乡村政策是指和乡村社会经济活动相关联的一系列政策的聚合体，包括农业政策、产业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等等。这些看似各不相关的政策体系在宏大的现代化语境下，都存在着一个基本的预设，即乡村性是落后的，是需要改造的。对这一霸权式话语逻辑的解构是我们辨识中国乡村转型和政策干预的核心要素。在对政策解读和实施中，地方政府具有相当的能动性，基于地方尺度上特殊的社会、文化、经济情境采用了不同的乡村开发模式，促使乡村社区走上不同的发展路径。　　基于以上的分析与论证，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以美丽乡村创建活动为代表的乡村政策体现了中国乡村政策由单一的农业政策向关注乡村多功能性的整合型乡村政策的转型。2，将乡村中国视为一个无差异的整体的乡村性政策话语带有明显的城市偏向，且在项目主导的政策实施模式下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城乡间甚至乡村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3，在中国政治体制下，中央政府的乡村政策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话语框架和行动逻辑，在不同的地方乡村开发模式、路径背后往往存在着同样的乡村性逻辑。4，在地方复杂的社会、政治情境中，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再生产出混种化的乡村空间和主体性。5，乡村性话语体系是多元的、存在权力关系的，乡村性政策话语主导下的乡村开发在日常实践层面上会受到其他社会群体的挑战。　　当今中国，乡村性话语研究是一个非常有增长性的研究话题，涉及乡村开发的政策理念、行动逻辑，有着强烈的反思意识和理论关照。当今中国的乡村开发领域，现代化开发模式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这这一模式的主导下，乡村中国出现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城市小区般的新乡村社区，农业企业开办的“家庭农场”，新型乡村休闲广场等等。这不仅仅是简简单单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一系列新生事物出现的背后存在者复杂的乡村性话语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