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技术、新产业迅猛发展,孕育和催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为了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取得优势,纷纷把目光聚焦到新兴产业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培育新的增长点、建立国际竞争新优势、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举措和战略任务,因此提升微观层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更是迫在眉睫。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基础,那么企业是否能通过建立完善的股权治理机制、加强董事会监督来抑制其非效率投资行为?如果能,那么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又该如何建立完善的股权治理机制?并且企业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内,其自身发展状况会有所不同。那么站在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上,股权结构怎样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产生影响?为了进一步解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系统地梳理当前相关领域研究的文献;然后选用2014-2017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借鉴Richardson模型度量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程度,当回归估计得到的残差大于0时表明企业发生过度投资行为,当回归估计得到的残差小于0时表明企业发生投资不足;紧接着,根据衡量股权结构的因素修正Richardson模型,利用修正的模型来探索股权结构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并且从生命周期视角出发,通过对比考虑企业生命周期时和不考虑企业生命周期时,股权结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影响的差别,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最后,根据前文研究的基础,对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对比,探索不同产业间股权结构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股权集中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呈“U”形非线性相关;股权制衡度一定程度上能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股权性质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非常有限。第二,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股权结构在成长期和成熟期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比较显著,并且从生命周期视角出发探索股权结构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非常有必要。第三,不同产业有其自身发展的特点,分析不同产业之间股权结构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时需要考虑其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为减少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非效率行为提供合理建议时需要兼顾企业持股比例状况和财务状况这两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