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通则》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作为民事行为无效的情形之一,针对恶意串通规范存废的讨论一直是不鲜见的。由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恶意串通的内涵含糊不清、恶意串通的主体不明确、恶意串通与其他法律制度的界限不清晰、恶意串通规范能否作为一项独立的导致民事行为无效的规定不确定等原因,恶意串通规范的存在似乎是不合理的。但是,出于对恶意串通行为违法性的规制,《民法总则》统一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将恶意串通规范作为一项独立的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予以确定。虽然如此,恶意串通规范的内涵、逻辑构造、法律效果还是要予以进一步明确。新法在规定恶意串通规范的同时,还规定虚假意思表示也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规范的一种。在此之前,恶意串通被诟病的一大原因就是其与虚假意思表示的关系混杂不清。甚至被认为,通谋虚伪表示是可以涵盖恶意串通行为的。实际上,恶意串通与虚假表示确实存在相似性。由于比较法上未见与恶意串通规范相类似的立法例,只有通谋虚伪行为的规定,加之恶意串通规范自身存在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新法应当只规定通谋虚伪表示。以至于,理清虚假意思表示与恶意串通之间的关系,明确恶意串通与虚假意思表示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对于恶意串通规范存在的合理性显得尤为重要。恶意串通规范有其自身的体系定位,其能够合理地融入到现行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体系中。恶意串通规范不仅是作为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规范的一种情形,其还作为背俗行为之特例,具有合理存在的体系基础。新法还规定了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的情形,但是,这一规定并不简单地是学理上所说的滥用代理权的行为。它应当是作为恶意串通规范的一种特殊情形而存在。相对于恶意串通的具体情形而言,《民法总则》中的恶意串通规范具有规范恶意串通行为的一般规范的作用。除了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的情形,我国其他法律中也存在有关规制恶意串通行为的规定,这些规定应当按照是否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来认定其是否是恶意串通规范的特殊类型。虽然在理论上,恶意串通规范的合理性毋庸置疑,但是在司法实践适用中,恶意串通规范的适用情况却并不如人意。认定恶意串通存在的情形多出现在确认合同效力的纠纷之中,对于其他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认定,恶意串通规范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与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有关,也与控制适用恶意串通规范的立法理念与司法理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