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性失信惩戒制度对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与价值,但该制度并非完美无缺。行政性失信惩戒制度在司法救济领域存在渠道不畅以及审理标准不一的困境,这与其法律性质的司法认定不明脱不开关系。行政性失信惩戒法律性质不明不仅仅体现在司法领域,学界对行政性失信惩戒的法律性质也一直没能达成共识,行政处罚说、行政强制执行说、类型化说轮番登场。然而由于其在制度上不同于传统行政行为的许多新特征,如手段的多样性与灵活性,联合惩戒时的联合性以及集体引入了信用评价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存在固有缺陷的传统行政法学理论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所以有必要引入新行政法理论对其进行研究,而基于政府管制理论正好可以在契合行政性失信惩戒整体特征的前提下,对其宏观上的法律性质作出界定,即所谓行政性失信惩戒是一种政府规制工具,是行政主体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依照其职权对失信相对人以多种形式所实施的行政性信用监管。行政性失信惩戒可分为联合的行政性失信惩戒与非联合的失信惩戒。对于联合的行政性失信惩戒的法律性质,从行政过程论出发方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信用信息收集评价阶段、黑名单形成阶段、黑名单公布阶段以及最终执行阶段。而非联合的行政性失信惩戒的法律性质主要可以区分为行政法律行为以及行政事实行为。由此,便能在破解行政性失信惩戒司法救济困境的同时为其制度规范困境找到出路。在司法救济困境方面,首先,行政性失信惩戒法律性质的明确厘清了其可诉性,为救济渠道扫清阻碍;其次,为司法机关明确了审理重点,统一审理标准。而在制度规范方面,在行政性失信惩戒面临合法性质疑的情况下,行政性失信惩戒的法律性质决定了其制度建设一方面应该推进立法建设,另一方面也要赋予行政机关更大的权限,给予其足够的行政自主空间,此外还可以通过程序正当原则、比例原则、禁止不当联结原则等三个方面来强化行政性失信惩戒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