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实施积极、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政府刺激需求、投资驱动增长,率先走出经济衰退的局面。但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步入调整期,实体经济“遇冷”,金融部门却日益膨胀——越来越多的非金融企业进入金融市场,参与各类买卖交易,大量的产业资本偏离企业主要业务而涌入金融部门。企业配置的金融资产比重日益上升,金融渠道获利不断增长,企业金融化的程度不断加深,经济整体发展呈现泛金融化趋势。金融的功能是充分配置资源,助力经济活动高效运行,它应与实体经济协同前行。适度的金融化有益于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拓展企业的融资渠道,推动企业发展和投资;过度的金融化则会使金融偏离其功能,脱离经济发展运行的内在要求,产生“脱实向虚”的后果。目前,中国面临着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加深和投资率下降、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的双重情形。本质上,这是对经济与金融关系的异化。因此,明确企业金融化程度,厘清其金融化动机,金融化对投资的影响如何,它是否会挤出投资,进而侵蚀企业主营业务的发展显得格外重要。这些问题是学界、业界关注的焦点,密切影响着我国未来经济、产业政策的制定。围绕我国企业金融化与投资这一主题,本文使用2008——2018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数据,从企业金融化现状、动机及其对投资的影响三个方面着手进行研究。本文将预防性储蓄理论、投资替代理论、融资约束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作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从理论上分析了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对投资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和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采用详细的统计图表进行现状分析,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辅之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以增强结论的合理性。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企业金融化程度的波动幅度较大,总体维持在0.28的水平,且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低于非国有企业。（2）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以货币资金和长期股权投资为主,其他类型占比较小,但有上升的趋势。（3）企业多出于替代动机进行金融化,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决策受宏观因素的影响更大。（4）线性回归中,企业金融化明显挤出了投资。加入二次项后,广义金融化指标对投资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作用,而狭义金融化指标则是正U型,这其中的差异主要由货币资金的划分引起。（5）货币政策和融资约束能够调节企业金融化和投资间的关系。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加强企业金融化对投资的挤出,且这种强化作用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明显;紧融资约束能缓解企业金融化对投资的挤出,且这种缓解作用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明显。本文的研究旨在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金融化现象,探究企业金融化动机,分析金融化对投资的影响。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微观层面的“脱实向虚”行为,为企业合理决策、政府引导资金回归主业和提振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