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在中国存在已久，是民间百姓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自中国步入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之后，社会结构发生转型，农村的人情消费随之变迁，并呈现出泛化的迹象。而今乡村社会中的民众提及人情消费，大多是一种“又爱又恨”的态度。基于这一经验观察，笔者提出了设问——现在乡村社会中让百姓又爱又恨的“人情”消费到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情消费？——并以此为初衷构写了本文，文章通篇都在回应这个研究命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清楚明确两个对象:现在的“人情”消费是何形态、真正意义上的人情消费又是何形态。笔者认为这应该由人情消费的主体——百姓来作评判，对于以前的人情消费百姓是“不恨”的，但现在却“又爱又恨”。那么现在“爱”的是什么，“限”的又是什么，现在“爱”的与以前“不恨”的人情消费是否完全一样？现在“限”的是否是以前“不恨”的人情消费的演变？在经验角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每个时代人情消费都有各自的特征，转型前的人情消费，百姓是“不恨”的，可以认为这即是那个时代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情消费;现在的“人情”消费，百姓是“又爱又恨”的，那么“爱”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情消费，“限”的是表象的“人情”消费。基于此，笔者构建了三个符号概念:A代表转型前的人情消费，也是该时代真正意义上的人情消费;A代表转型当期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情消费;A+代表现在的“人情”消费，其中A和A+是显性的社会表象，而A是被隐藏在A+之下的内涵意象。如此，本文的行文主脉络表面上就变成了A是如何向A+转变的，但要达到这一分析需借助中间变量A，因此最后本文的逻辑思路是通过三个变量的两两对比，证明A如何向A转变，A如何向A+转变，从而得到A向A+变迁的结果，以此去回应本文大标题——转型期的农村民间人情消费的形态研究。　　本文以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为研究背景，以全球性现代化理论为研究视阈，以实证调研为资料收集手段，以数据描述和理论诠释为分析论证工具，以河北省J村为经验来源地点，试图去分析并解决这一特殊时期的中国农村阶段性的社会现象。在文章中，笔者对人情及人情消费作了概念定义，进而用数据呈现了J村转型当期的“人情”消费形态即A+，和转型前期的人情消费形态即A，并结合访谈资料在理论上以“纯化”特征确定了真正意义上人情消费的两种历史形态A和A，然后从范围、程度、功能和目的四个维度去剖析、剥离、对比了三种人情消费A、A、A+的形态，以“纯化—泛化”、“适度—过度”、“适用—实用”、“生存—生成”的四对范畴来形容描述对应形态，得到的结果如下:A——以前的人情消费，纯化、适度、适用、生存;A——现在的人情消费，纯化、适度、适用与实用之间、生成;A+——现在的“人情”消费，泛化、过度、实用、生成。从A到A是人情消费转型的过程，其核心要素未变，形态表征稍变;从A到A+是人情消费泛化的过程，核心要素已变，形态表征亦变。故由此得出本文的结论——　　总结论:如今百姓“爱”的是纯化的人情消费，“恨”的是泛化的人情消费，整体来看百姓“又爱又恨”的“人情”消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情消费;　　分结论一:人情消费的形态变迁是社会转型的客观产物，无论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情消费（从A到A）的转型，还是“人情”消费（从A到A+）的泛化，都是社会这个人情大场域的变动所致;　　分结论二:社会转型期的人情消费变迁的只是表象形态，未变动的是深层意识。这里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纯化的人情消费，即从A到A的转变，纯化、适度是二者的同质特征，适用与实用、生存与生成是二者的区别所在，A与A是人情消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表征，时代符号的更新使得表征面貌有所变动，但核心的内在要素——人情消费的和合性的行为动机始终未曾动摇;　　分结论三:当前“人情”消费的泛化问题只是阶段性的社会存在，这里指的是从A到A+的泛化现象，泛化是人情消费在应对社会转型时产生的“病灶”，该社会病灶要么调适好转，要么切除消失，不会一直存在。　　基于百姓对当前人情消费的“又爱又恨”的态度，笔者认为应动用社会力量去维护百姓“爱”的纯化的人情消费，约束“恨”的泛化了的人情消费，可以从三个行为主体入手采取措施:从国家层面上弱化人情消费对权力的攀附，从社会层面培育发展性互助平台与氛围，以及从个体层面上强化人情消费对情感的忠诚，各方合力齐动，揭去人情消费的伪仿面纱，还其素颜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