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破产案件的成倍增长与破产犯罪的低潮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破产犯罪中可能存在较大的犯罪黑数。通过对实践案例的梳理,当前破产犯罪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破产犯罪案件总量少,呈现沉睡状态,破产犯罪自诉案件虽多,但均被驳回。在法律适用方面,破产申请前发生的犯罪行为在各类破产犯罪中均难以得到惩处,虚假破产罪被普遍理解制造虚假破产原因的犯罪,妨害清算罪的适用情形、适格犯罪主体等问题均存在争议。破产犯罪司法实践形成上述问题的最首要原因在于,破产犯罪行为多发生于破产申请之前,难以用证据证明,即便管理人向承办法官报告犯罪线索,往往也无法最终将案件送至公安机关。并且,进入到破产程序的债务人相关人员大多已经丧失执行能力,即便债权人提起诉讼并胜诉,也难以追回财产,故而债权人一方也没有较强的追诉动力。其次,管理人等人若要提出报案、控告、举报的,追诉机制的不完善也是导致破产犯罪难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一大原因。这主要体现在受案机关不当限制报案主体身份,报案流程不明确,以及司法文件中立案标准易令人产生误解三方面之上。最后,破产犯罪存在开放性漏洞和隐蔽漏洞,司法实践未能依照解释方法对之进行认定和填补,是破产犯罪案件理论争议较多的原因。解决程序方面问题的对策在于:首先,倡导在破产犯罪案件程序选择方面的“民刑并行”,尽量消除刑事程序给破产程序造成的影响。其次,公、检、法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应当一律予以接受,不应当以报案主体并非利害关系人为由拒绝受理;管理人若要移送犯罪线索的,应当参照地方性司法文件规定的流程处理,如果没有参照文件,则应当遵循惯例向承办法官报告;对于破产程序已经终结的情形,若造成债权人或其他人十万元以上损失的,应当认定为已达到立案标准,而对于破产程序尚未终结的情形,若行为人隐匿、转移财产或虚构债务等行为涉及金额达到五十万元的,同样应当做立案处理。解决实体方面问题的对策在于:对于虚假破产罪,应当将“实施虚假破产”理解为实施与债务人真实财产状况不相符的行为,而不能理解为实施虚构破产原因的行为,并且,虚假破产行为的时限应当与破产法规定保持一致。如此,行为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对申请前六个月内不会到期的债务进行个别清偿的破产可撤销行为,如果造成了严重危害后果的,应当被认定为虚假破产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偏颇清偿行为,应当认定为虚假破产罪,但同时应当将《企业破产法》第32条的规定作为偏颇清偿行为的出罪事由。此外,在认定虚假破产罪时,还需要注意客观处罚条件的影响,实施破产欺诈行为时存在的、有可能实现接受破产宣告的客观状态,应当一直持续到“破产宣告的确定”之时。对于妨害清算罪的危害行为,应当认为本罪仅能发生于破产清算程序中;法条所称“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是两个独立的行为;利用不作为理论,可以将预期妨害行为认定为妨害清算罪。对于妨害清算罪之“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应当以数额作为唯一标准进行理解,法院在裁判此类案件时,可以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在说理充分的前提下,选择以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制定的《追诉标准》作为法律适用依据。对于本罪的主体,不仅包括清算组（管理人）的负责人员、普通成员,还可以包括债务人的相关人员、债务人的财务人员等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