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而海洋渔村作为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海洋渔村环境治理不仅有助于提高海洋渔村居民居住环境质量,而且对于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着重要意义。我国海洋渔村多散落在近海沿岸,地理位置的偏僻性、生产结构的自给自足、社会结构的封闭性等使得海洋渔村“熟人社会”表征明显。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资源污染的外部性效应。海洋渔村生态环境污染问题较为严重,渔业生产污染、企业生产污染、居民生活污染等多种污染相互交织,尽管政府有采取一定的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进行治理,但治理成效却甚微。治理中多存在基层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企业生产带来的环境负效应、民众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等问题,致使海洋渔村生态环境治理面临集体行动困境。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参与性不强导致的“无人治”、信息沟通不畅导致的“治不起”、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的“治不净”等。海洋渔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追求政府、企业和民众等相关责任主体协同合作的治理模式。中国社会始终是“人”的社会,偏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谈治理,必然是事倍功半。海洋渔村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企业和民众等相关责任主体协同合作治理模式的实现,必然要从“人”的角度出发,从人与人的关系视角对其进行探索和研究,这就不得不提出海洋渔村的“社会资本”。海洋渔村“熟人社会”孕育了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具体表现为信任程度高、关系网络稠密、互惠规范约束力强等特点。社会资本与海洋渔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联,具体表现为治理目标的一致性、治理理念具有契合性、以及政策目标的一致性等。从实证研究的视角来检验社会资本对推动海洋渔村环境协同治理的内生性作用。本文选择位于汕尾市马宫镇的S村为个案进行分析,是因为S村既有传统“熟人社会”的结构特点,也显现了海洋渔村现代化的影子,因此能代表普遍意义上的海洋渔村。在对S村个案分析中,发现社会资本不仅能帮助地方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组织动员企业、民众等相关环境主体合作治理环境,海洋渔村关系网络内的组织成员也能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在不依赖于政府领导组织的情况下,自发解决问题。基于关系网络构建起的参与网络对个体或组织的行为有着强大的约束力（互惠规范）,但是对参与网络外的个体或组织的行为产生的效力没有前者强烈,因此还需要强制性的力量介入才可以。总的来说,社会资本参与海洋渔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以信任奠定地方政府、企业、民众等多元主体合作的心理基础,以关系网络搭建多元主体沟通交流的互动平台,以互惠规范引导和约束多元主体的环境行为选择,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推动海洋渔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善治目标的实现。最后,在总结S村通过社会资本实现环境协同治理的经验基础上,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海洋渔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相关对策建议:一是从制定科学的环保政策、建立专项环保资金以及增强对权力的监督等方面建立海洋渔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二是从拓宽关系网络,塑造环境责任主体间良好的信任关系以及发挥互惠规范对环境责任主体的引导约束作用等方面来培育和发展好海洋渔村的社会资本;三是从完善环保信息公开机制、拓宽环境责任主体的参与渠道以及增强政府公信力等方面凝聚社会资本的力量推动环境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