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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九章的篇幅比较系统地和深入地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投资规模的影响方式、机制及其对东道国福利的影响。从逻辑顺序上来看,本文首先从不同的视角,通过建立理论模型,较为详细地分析了FDI挤出(入)效应的发生机制;其次结合中国利用FDI实践,对中国FDI挤出(入)效应进行了经验检验;随后,进一步分析了FDI挤出(入)效应对东道国社会福利的影响;最后,详细讨论了影响FDI挤出(入)效应的一般性因素,和造成中国FDI挤出效应的特定因素,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设计了防范FDI挤出效应的政策安排.具体地说,各章(除作为全文结论和进一步研究展望的最后一章外)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本章首先界定了所要研究的主题及其性质、地位、范围和意义,并回顾总结和评述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以此作为本文研究的基础和借鉴;本章还简要说明了研究思路、框架和主要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最后,作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本章对一些基本范畴进行了界定。第二章基于Cournot均衡,构建了一个同一产业内外国企业和国内企业相互作用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捕捉了FDI水平溢出效应、市场掠夺效应和市场扩张效应。模型显示,当FDI规模小于临界点n_f~*＞0(如果这个临界点存在的话),FDI对产业内国内投资产生挤入效应;当FDI规模大于临界点时,FDI存在产业内挤出效应。因此,就对产业内国内投资影响而言,FDI存在一个最优规模。进一步的分析表明,FDI临界点主要受FDI溢出效应强弱的影响。溢出效应越强,FDI越有可能产生产业内挤入效应。反之,当溢出效应有限时,此临界点n_f~*＜0,也就是说,不存在FDI产生挤入效应的可能性。模型的静态比较分析表明,FDI溢出效应、外国企业生产成本(竞争力),以及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初始数量是影响FDI产业内挤出(入)效应强弱的主要因素。随后应用中国工业部门18个行业的Panel数据的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第三章基于产业关联构建了一个FDI对上下游产业国内投资影响的理论模型。与通常的直觉有所不同,模型显示,FDI并不总是促进上下游产业国内投资。决定FDI对上游国内投资影响方向的关键变量是外国企业的国内采购比例(或者说后向关联效应),当外国企业国内采购比例较高时,其影响以挤入效应为主。下游国内企业中间品和资本之间的替代弹性则是决定FDI对下游国内投资影响方向的关键变量。当中间品对资本替代程度有限时,FDI的影响以挤入效应为主。静态比较分析表明,影响FDI对上游国内投资挤出(入)效应强弱的主要因素是外国企业的国内采购比例(或者说后向关联效应)、溢出效应和生产成本的高低,以及外国企业进入行业的中间投入率。影响FDI对下游国内投资挤出(入)效应强弱的主要变量是中间需求率(或者说前向关联效应),以及外国企业溢出效应和生产成本的高低。应用中国工业部门18个行业Panel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与模型结论基本一致。第四章从要素(熟练劳动)市场视角,探索了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本章首先分析了FDI对东道国熟练劳动价格的影响及其机制(要素需求渠道和工资溢出渠道),一个简单的需求模型表明,FDI的流入将推动东道国内熟练劳动工资上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熟练劳动价格变化对国内投资的影响,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分析路径;最后应用中国年度序列数据实证检验了基于要素市场的FDI挤出(入)效应。结果表明,样本期间(1992-2005),FDI的流入是中国熟练劳动工资率上涨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这种工资率的上涨进一步抑制了国内投资。实证分析支持在中国存在经由要素市场的FDI挤出效应。第五章就中国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作为背景,本章首先描述了中国FDI政策及FDI规模的历史演变;并通过国际比较,分析了中国FDI的一些典型事实;最后基于VAR模型,应用方差分解和脉冲反应函数,实证检验了中国FDI的挤出(入)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中国,FDI、国内投资和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而且长期来看,FDI确实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第六章详细讨论了FDI挤出(入)效应对东道国福利的影响。通过扩展Dixit和Grossman(1986)的框架,本章构建了一个包含FDI挤出(入)效应的福利模型;模型显示,FDI对东道国福利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FDI挤出(入)效应的强弱。当FDI挤出效应相当大时,FDI对东道国的福利以负面影响为主。随后的案例分析表明中国服装业利用的FDI实际上降低了中国国民福利。根据第二～第四章对FDI挤出(入)机制的分析,第七章从二个角度(FDI特征和东道国特征)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影响FDI挤出(入)效应强度的可观察因素。结合中国具体情况,第八章从政策和体制二个层面分析了造成中国FDI挤出效应的特定因素;研究表明,具有超国民待遇和普惠性特征的FDI政策、歧视性的金融制度和FDl分权管理体制是造成中国FDI挤出效应的重要原因。最后基于上文已有分析,本章就中国反FDI挤出效应的政策安排提出了一些宽泛的和启发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