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以来,尽管新政当年与第二年新生人口数量确有增长,但随后又出现明显回落,与有关部门及专家学者的预期存在很大落差,其结果也出乎广大民众的意料。“全面二孩”政策“遇冷”不仅使当代人把目光重新聚焦到“生育”这一问题之上,也使得人们开始反思为什么计划生育“松绑”后,中国人口生育率却没有明显提高。当代中国社会常被形容为是“焦虑的”,人们也开始用“焦虑”来形容一个社会的整体特质和其中人群的社会心态。在这种社会氛围中,“生育问题”也开始被形容为“生育焦虑”,成为社会焦虑中的一环。“生育焦虑”反映当代生育群体的某种心理特质,又与当代青年的生存状态、生育观念、未来预期等诸多社会因素勾连在一起,使得“生育焦虑”这一心理问题也逐渐在当下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在上述社会背景下,探索生育焦虑的社会成因及应对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拟以笔者的家乡——位于河北省东部唐山市的F工房为个案,运用半结构访谈的质性方法,对F工房居民的生育焦虑状况、成因及应对措施进行描述与分析。在对F工房的概况进行介绍,并对F工房的三代居民（“自由生育”的祖父辈一代、“计划生育”的父辈一代、“全面二孩”的子辈一代）的生活轨迹加以勾勒的基础上,引用人口社会学“生育制度分析框架”,得出以下几个研究结论:由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这一历史事件与其独特的“城乡结合部”文化背景,F工房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城市—农村之二元对立的生育心理状态,身居其中的青年一代的生育焦虑可分为五个方面:第一,社会经济力量（高成本的“精细化”育儿;预期攀高的子女质量与教育焦虑;经济、养老、医疗、住房交织下的长时段焦虑）。第二,生育力（生育力下降带来的身体焦虑）。第三,生育文化（代际间关于幼儿喂养与教育的生育文化冲突）。第四,生育观念（代内间生育观念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对生育心理与行为的影响）。第五,社会政治力量（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焦虑的生成作用）。F工房居民在应对生育焦虑时有如下措施和方式:第一,“两扇门一碗汤”的家庭空间结构。第二,代际合作育儿的时间分配模式。第三,男女间相对趋同的性别角色分工。第四,以“一碗水要端平”为准则的代际间家庭互动。第五,对地方人情与关系的策略及运用。第六,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后现代式自我叙事。同时也分析了未婚先孕这一应激性生育焦虑及其对于理解生育焦虑的特殊意义。“生育焦虑”是社会历史建构的产物,这种“时代的神经症”是社会的不幸,在短期之内可能无法完全解决。但从“生育焦虑”背后体现出一元化生育观念的衰落、多元化生育观念的崛起来看（文化的多元性,但生育观念可能更多不是多元,而体现出趋同的趋势）,生育焦虑也意味着“选择的焦虑”,这也是一种时代的自由与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