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一国经济无论怎样的高度发达也改变不了“民以食为天”、“土为粮之母”的古训，耕地对实现粮食安全、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作用和地位不可取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时期。2004年我国GDP高达13.7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5％，位居世界第7位，初步统计2005年将跃居世界第6位；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也步入快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18.9％提高到2003年的40.5％，预计到2010年及21世纪中叶将分别达到45％和65％(张新安、刘丽，2005)。然而，与此同时也带来耕地资源的快速消耗。据统计，我国耕地面积由近十年的高点1995年的13111万公顷，逐年下降到2004年的最低点12244万公顷。同时，与此相伴的是日益严重的耕地污染与退化、耕地的低效利用、利用过渡和利用不足同时并存。在目前我国粮食单产和复种指数的提高尚未发生显著改变之时，耕地面积减少就成为当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近几年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与三农问题的压力不但使粮食播种面积直线下降、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较大的减少，而且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我国粮食总产降至十几年来的最低点2003年的4.3亿吨的水平，人均粮食产量也降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333公斤。可见耕地数量与利用结构的变化，对粮食产量变动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可见，我国未来粮食问题主要表现为粮食数量问题仍很严峻，到2030年我国将新增3亿人口、粮食消费将新增1.2—1.5亿吨，城市人口将新增4亿，使全国粮食需求总量将达到6.4—8.0亿吨，较现在的水平提高28％—60％(王志敏、李立军，2002)。因而粮食安全问题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因此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和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要，对有限且不断减少的耕地资源实行内涵挖潜、提高耕地利用效益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资源相对短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人们对经济现象的研究总是在一定的理论支撑下进行的，本文耕地利用效益的研究是在广泛地探讨了相关理论与耕地利用效益研究的内在联系基础上进行的。如自然资源价值理论告诉我们，耕地资源也是有价值的，不但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环境价值、使用价值、社会价值和选择价值等，因而其利用效益具有研究的意义；景观生态理论告诉我们，耕地资源的利用必须做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综合统一，才能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