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对抗日战争、对抗战电影、对抗日战争中的女性和抗战电影中的女性进行深刻反思,这在当代抗战电影研究领域是一个新的尝试。对这场历时八年,以3500万同胞的生命为代价的战争进行深刻反省,是国人不能回避的历史责任。然而作为战争记忆载体之一的当代中国大陆抗战电影,却因为整体上处于低水平的状态而常常受到观众的冷遇和专业影评人的漠视。运用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重估抗日战争,这场战争是日本(国际社会中的阳性主权)对中国(国际社会中的阴性主权)所进行的军事侵犯,目的是企图独享本来为东西方列强所共享的富庶的“女性”中国。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女性化处境”恰好解释了何以中日两国的战争记忆会成为“罗生门”式的故事——在中国本土铁证如山的日军暴行,在日本却成为悬案,甚至被指为谎言。当代中国大陆抗战电影不同于欧美二战电影的独特意义正在于:它是一个在国际父权制语境中,曾经被“女性化”的国家对于其被侵犯的民族创伤性记忆的坚守。遗憾的是,当代中国抗战电影人常常有意无意规避这一史实中的“女性化处境”,而用颇具民族优越感的“正义的男性脚本”加以取代,由此构成了当代中国大陆抗战电影的两种刻板模式。在民族自豪感得以大大激发的同时,这场战争所引发和暴露出来的民族心理积弱却常常受到忽视。以“反思历史”为己任的当代抗战电影,所缺乏的恰恰是“反思历史”的质素——因为“真正的反省”应该是“民族的自省”。在对抗日战争的影像书写中,女性形象的建构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7年到新时期,抗战电影里中国女性形象的变化,构成了一组性别意义互逆的绝妙偶句。在17年及文革所拍摄的抗战电影中,“中华女儿”通常以女性的身份获得拯救,再戴着男性的面具成为英雄。而在新时期所拍摄的抗战电影中,“她”又逐渐从“准男性”的英雄,再度变回陪衬英雄的“小女人”,最终作为战神向英雄(男性抗战者)索要的美丽“牺牲”,倒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祭坛之上。当女性被允许使用传统社会性别铅版中的男性规范塑造自身——“雄化”——她就有望成为英雄;而当女性重新被限制在传统社会性别铅版的女性规范中——“雌化”——她也就失去了成为英雄的依据。从“拯救——雄化”到“雌化——献祭”,主宰抗战电影中性别书写的,始终是男优女劣的传统社会性别铅版。以日本女性为主要角色的抗战电影主要出现于新时期。在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统治之下,日本女性从精神上(鼓舞杀敌士气)和物质上(军事战的经济后盾)支持了这场漫长而残酷的侵略战争。军国主义战争机器利用了这些善良的普通日本女性,并以她们为主体,构筑了日本对外侵略的坚固后方。但新时期抗战电影对战时日本女性未能给以足够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