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者研究证券监管多从经济学视角或注释法学视角进行分析，认为证券监管缘于市场失灵或法律不完备，要求政府主动、适时干预。在这种研究视角下，证券监管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较为清晰的阐释。本文正是在反思前述研究视角局限的基础上，展开了对证券监管的制度逻辑视角考察，冀图以此导向并继续深入揭示出中国证券监管从制度设计到制度运行所应恪守的整体性法治进路。　　本论文首先对作为中国证券监管法律辨析起点（制度逻辑）之研究背景、语境和监管理论进行了一般考察，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制度逻辑、证券监管、中国证券监管制度逻辑等源生性概念的主要内涵和外延，指出中国证券监管制度逻辑是在既有的法律制度系统内，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者根据既有法律制度规定或者就其组织本性，为一定监管行为时所应自觉遵守的、与其组织天性或制度惯性相一致的理性技术命令或技术手段。　　在上述研究性清理的基础上，本论文采用历史分析、比较借鉴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制度逻辑视野下证券监管作为一项制度在证券市场发展中经历的不同演变阶段及其发展变革，得出扩大包括自律在内的证券监管体制是证券监管制度体系构成的普遍规律，并肯定了中国证券市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必要性。但论文同时也对这种强制变迁的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即在自律传统的缺失、自律功能受限的情况下，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因其明显的嵌入式和探索式特征将面临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为了说明上述结论的合理性，本论文选取了中国证券市场中最重要的发行监管制度和交易监管制度及其实务运作进行了制度逻辑分析。　　就当代困扰证券监管的利益集团代理人问题、双重行为动机问题、制度外部性问题以及上述问题如何在制度逻辑层面影响证券监管，特别是对“路径依赖”、“潜规则”等人文“法外”因素对证券监管制度逻辑生成的影响，本论文进行了多重解析和案例上的实证，然后依据法律不完备理论，论证了证券监管制度逻辑存在的合理性，并进而得出自由放任主义和极端的政府干预主义都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能产生出一种能够适应新监管协调机制的、将之称为制度逻辑的东西。　　以永恒的博弈——公平与效率为中心点，本论文讨论了影响证券监管绩效的制度逻辑分析机制，认为单纯的经济统计数量分析在证券监管的绩效分析中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就证券监管的绩效分析而言，其很大程度上不仅体现为直接的经济数据，而且体现在监管制度、监管文化（本质上文化也是一种制度形态）和包括监管法律制度执行人在内的证券市场参与体这三者对证券监管制度逻辑的不同影响。　　本论文还分析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证券监管日益国际化的新形势下，中国证券监管在制度逻辑层面上所受到的国际化冲击及其为顺应证券市场国际化趋势，在构建更广泛的市场监管体制、理顺内外监管法律关系和合理配置监管方式三方面的谨慎回应。本论文指出，从“中国特色”到“国际惯例”的证券监管滞障并非仅是来自法律上的差异，监管理念上的差异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本论文在对证券监管进行多重法律辨析之后总结指出:证券监管理念与实践的冲突，监管者角色定位的制度冲突，政府监管、自律监管与司法监管的制度冲突，以及监管的外部性与公司内部治理框架的冲突是中国当下证券监管的四大制度性缺陷。制度逻辑视野下的中国证券监管法治化和市场化应坚持三条整体性进路:监管的国别特色不得损及其基本法律原则;从整体监督体系的角度给证券监管以合理定位;以培养公司自生能力和保护投资者财产权利为监管主要目标。　　本论文主要研究方法是比较分析方法、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法律解释学分析方法与大量的案例实证分析方法相结合，并辅以适当的计量和数理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