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的会匪因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被中外学者称为“土匪王国”,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华南遍布洪门、沿海地区青帮独大、西北哥老会林立、华北红枪会盛行、华中“神兵”四起,形成了一道别致的人文风景线。包括土匪、帮会、会道门在内的会匪在中国大地上由来已久,经过历史的激荡,发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其强大的武装力量和深远的影响力展现在世人面前。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中共决心以武装暴动的方式回应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政策。在继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城市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共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赣、闽、鄂、湘等数省交界、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广泛发动农村暴动,深入开展以打土豪、分田地为主要内容的苏维埃革命运动。在暴动胜利后的地方,先后建立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等十几块大小不等的苏维埃区域。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开展武装暴动地方,亦是会匪势力比较集中的区域。地处边远、山高林密、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条件落后、生活水平低下;宗教迷信思想浓厚,粗旷的民风和强烈的反抗意识等为会匪的产生提供了天然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条件。据统计,中国苏维埃区域的帮会、土匪有10万余人,各类会道门武装150万余人。如此庞大的民间武装力量,是中共领导苏维埃革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当中共以苏维埃革命为旗帜,对广大边远、落后的农村进行历史性介入后,必然会对当地的社会控制势力——会匪带来很大的冲击。经过一段时期的考量和博弈后,会匪对苏维埃革命采取了合作改编、激烈对抗、保守中立和投机反叛等四种不同的政治倾向。虽然苏维埃政权与会匪都是平等的博弈主体,但是前者因肩负宏大的政治目标而更占据主动地位。如何治理这些类型复杂、功利善变的会匪,这极大地考验苏维埃政府的政治智慧和治理方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城市流氓无产阶级的经典阐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具体指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理论探索以及国民大革命时期的实践经验等,共同构成了苏维埃治理会匪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基础。苏维埃政府坚持团结改造、为我所用的原则立场,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会匪采取了全面治理的方略。首先,在横向上进行分类治理,提出了分化瓦解、区别对待的方略。针对会匪的不同政治倾向,苏维埃政府分别作出收编改造、严厉打击、争取拉拢和揭破清除等不同的治理政策。其次,根据苏维埃革命运动的特点,可以大致将其分为武装暴动、地方割据、执政巩固和长征陕北等四个历史阶段,从纵向上对会匪分别采取利用争取、团结改造、肃清洗刷和综合治理等政策。在对会匪的具体改造实践中,苏维埃政府又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宣传、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治理。总体上看,苏维埃政府对会匪的治理是成功的,契合了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和苏维埃革命任务的需要。尽管如此,苏维埃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会匪治理的成效呈现明显的差异性,早期武装暴动时期,因受中共“六大”决议歼灭匪首的片面思想影响,未能争取大部分会匪参加革命而导致成效不理想;地方割据时期治理会匪效果良好,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盗贼绝迹”的景象;执政巩固时期苏区境内的会匪基本得到肃清,但因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不少已经改造良好的会匪骨干分子遭到清洗;陕北时期由于借鉴了前期的经验教训,成功将会匪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如陕北最大的会匪组织——哥老会,被治理成为抗战救国的革命团体。苏维埃政府对会匪的治理是在国共两党生死较量、军事斗争十分激烈的环境下进行的,同时也是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开展的,体现了严酷革命环境的战时性、首次局部执政的开拓性和广泛发动群众的运动性等历史特点。通过详细梳理会匪治理的历史实践,苏维埃政府在坚持区别对待的总体策略、坚持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制度化、治理手段多样化等方面取得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然而,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苏维埃对会匪的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草创性和欠完备,不平衡和反复性以及过激化等缺陷,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本着党史为现实服务的原则,通过厘清苏维埃政府治理会匪的历史进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当前基层社会的黑恶势力、反动邪教组织等治理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