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生活基本的存在范畴，地方看起来是不证自明的，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无需思索的常识。常识化的地方也存在于人类学的研究之中，民族志方法把地方看作是社会生活的容器；国家与社会理论则把地方等同于相对国家的抽象存在。由于受到这种常识的影响，地方自身的理论意义被长期忽视了。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本文把地方和建筑置于讨论的中心，并以漳浦县的赵家堡为例，来探讨建筑与地方营造之间的关系。　　 地方或建筑的研究以不同方式存在于人类学之中，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民族志方法在地方中汲取经验素材，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地方性知识”；国家与社会理论把地方与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对二者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提炼出了诸如宗族与国家、经济区系、行政空间、宗教与象征等理论主题；与民族志方法中的地方相似，建筑也在人类学研究扮演着“资料库”的角色，并为诸如功能主义、社会建构论、结构主义、象征与隐喻等宏大理论提供了有力的物质证据。　　 尽管如此，地方与建筑的现象学还原，却使上述两种“地方观”所暗含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观念得到了显现，同时也暴露出了上述“建筑观”所体现出来的人物二分的缺陷。在现象学的启发下，本文将地方界定为物质形式与文化意义的结合体，以呈现人、物、社会与文化之间的有机结合，并将其应用于对赵家堡的地方营造所进行的具体论述中。　　 漳浦的土堡建筑形成于唐朝，是畲汉之间武力争斗与文化互动的产物，明清之季的社会动荡，则使修筑土堡在当地成为了一股时代风潮。赵家堡由作为传统绅士的赵范始建于万历二十八年，但这座土堡的修筑不仅仅是出于防御盗寇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为了营造一个可以聚族蓄众和闲居乡野的地方。这种地方营造充分体现在风水的实践和风景的形塑上，而其内在的动力则源于中华帝国的社会结构。伴随着赵范的后代沦落为普通村民，赵家堡的地方意义也发生了改变，风水的道德意涵减弱了，而风景的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被遗忘或改变。1970年代末以来，文物保护政策的实施和旅游经济的兴盛，使赵家堡通过“发现”被改造为值得保护和游览的地方，“宋城”的地方意象也因此被营造出来。尽管如此，赵家堡的地方意义并不存在界限清晰的分离，而是始终处于不断的多重营造之中，这不仅体现在土堡的景观营造之中，而且体现在房屋、祠堂和庙宇的营造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仪式活动之中。赵家堡的房屋及其建造都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体现出了时代的特征，但基本的建筑形式和很多的传统礼俗仍然沿袭了下来，一方面，与建造活动相伴始终的各种仪式，将房屋营造为可以居住的地方；另一方面，儒家伦理和民间宗教在居住生活中的延续，也把房屋营造为具有特定意义的地方。房屋自身构成一个地方，不同房屋的排列与布局则构成更大的地方，祠堂与庙宇亦然，它们不仅自身构成了祭祖与拜神的地方，同时在更大的地方中形成了不同的中心，并通过各种仪式活动把土堡营造为一个整体。　　 在对赵家堡进行历史重构，并由此对其建筑与地方营造之间的关系加以探讨之后，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建筑为人们提供了居住之所，但与其说人们生活在建筑之中，不如说人们生活在地方之中。二、建筑对地方的营造不仅存在于建造的过程中，而且存在于人们的居住生活中，甚至存在于不同主体的话语形式中。三、这种地方营造的动力源于社会，物质形式与文化意义的结合则是其具体表现。四、建筑营造出来的地方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间的流动始终处于不断的营造之中。　　 以上述结论来反观人类学以往关于地方或建筑的研究，其中隐含的空间或物的观念及其影响便更加清晰了，而地方概念的提出与应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理论研究的不足，而且通过对人、物、社会与文化之间的有机结合进行的探讨，在某种意义上涵纳了其理论成就。这对于人类学理论空间的拓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或许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