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和选官体系中,儒家长期占据主体地位,在不同的时代,儒家观念的表现也有不同的侧重点。这种不同,主要是因为社会条件的变化引起的。受此文化氛围熏陶的士人群体,也通过自己的种种言行体现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时代价值观。本文致力于探索隋唐时期士人的忠义观念,通过他们的行为透视不同的义取向,并由此引出宋代忠义观念中“忠君”方面的强化,通过对一个较长历史时期的宏观考察,试图发掘唐宋两代之间忠君观念强弱不同的原因。全文除了绪论和结语部分外,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一章,主要考察隋唐时期儒家学说的发展与成果。从理论主张和历史事实两方面入手,以几个代表性的人物和著述为代表,描述了唐代士人思想观念中的儒家因素,证明作为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家文化即使受到佛道等宗教思想的冲击,在当时社会上仍然起着重要影响。本章中,因为王通、韩愈二人的思想主张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故而在本章第一节中选取他们二人的思想进行表述,同时以敦煌地区出土文书《励忠节钞》窥视当时社会的普遍忠节教育状况。而后在第二节中通过对相关儒家著作的解读,对忠孝义三者进行了一个简单归纳。最后是相关儒家观念在唐代政治生活中发挥隐性作用的两个方面的阐述。第二部分是第二章,主要从士人的忠君行为,科举制度下的座主与门生、同年举子之间的关系,唐代中后期幕府士人的忠节取向三个方面入手,揭示唐代士人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有不同的节义导向。在本章中,笔者最后得出结论,就是在唐人的忠义判断标准里,凡是具有上下等级关系联系的二者之间,都是“忠义”标准的适用范围,在这里“忠君”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只不过这一方面在唐代——尤其是中后期,常常混杂在各种小的人物关系之中,是否违背“忠君”这一大前提,成为士人考虑个人“忠义”行为时的一个制约因素。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章从冯道和文天祥两个典型个案入手,说明从五代到宋末这段时期大大强化的忠君观念,甚至君臣之间结成了类似父子一样的政治血缘。而且,在本部分的第三章中,笔者特别注意到冯道和文天祥观念中的“忠”经历了一个从“天下”到“君王”的蜕变,由此引发了对产生这一蜕变的因素的探索,即第四章。在第四章里,笔者先从科举制度造成的传统士族瓦解入手,说明士人自立性的丧失,因而士人群体与君主的关系链日趋紧密。在本章的第二部分,笔者从胡族汉化这一角度入手,进行了从南北朝到两宋长时段的历史考察,提出了一个假说,即经过隋唐时期大规模的胡汉融合,胡人已经由北朝时期对汉化存在抵触到主动全面接受汉化。基于这一前提,到了宋代,先后崛起的辽金王朝虽然在军事上无法攻灭宋朝政权,却在文化观念上以“中国”自居,开始与宋争夺文化正统的地位。宋人面对辽金整体汉化带来的文化压力,产生对“礼失求诸野”的担忧,为了强化自己的文化正统,宋人不得不寻找现实依据。可惜的是,传统的中原大地作为文化正统的重要现实依据,在南宋时期也已经丧失,另一个可以作为宋人“文化正统”的依据就是血缘,这个血缘,不仅是族群上的,还有政治上的含义,表现在外的,就是忠君观念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