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至1952年，海派作家赴港不是个案，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战争与政治遽变，促就了文学的变迁与突围。移植，会发生断裂，也会促成生发。本文以海派文学与香港发生关联后的常与变为考察对象，通过宏观观照和微观分析，阐释了海派文学在两城背景与迁徙境遇下的延伸与变异。　　在抗战和建国这两个坐标轴下，众多海派作家选择趋向“海洋性文化”而“生活在别处”，表现出由社会转型带来的写作转型。其复杂的文学经历与错综的文学选择背后，既彰显着创作主体的审美意向与创作旨归，也蕴含着20世纪中国文学丰富的时间信息与繁复的空间信息。本文通过系统梳理，阐释了城与人，城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迁徙体验与文学写作的关系。　　绪论围绕“文化空间的转移与文学”介绍新的文学现场的发生所牵引的众多因素，简要分析了文学现场与地域、消费、殖民等多种因素的关系。文学现场是一个繁复的谱系，涉及人文地理、历史积淀、政治气候、出版机制、接受语境、审美期待等多重因素。文学场域影响文学的生存与生产，促成了文学特定的生命构成与光谱特色。　　第一章梳理了海派文学在政治文化风浪中的潮起潮落，共分两节。第一节介绍海派文学的发生、发展以及意识形态面前的进退失据。第二节介绍海派作家的两城迁徙史：1937年前后，抗战爆发与离散流徙；1949年前后：政权更迭与自我放逐。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自由场域，发挥着“彼岸的诱惑”。　　第二章从流亡、流散视阈分析海派作家在移植新地之后文化身份的寻找与重构。他们作为脱轨的边缘人和跨域的两栖者，在放逐带来的文化失重中难免由此望彼，滋生“中国式乡愁”，笔下涌动着“中国执念”、身份焦虑与无根之殇。他们的离散书写呈现出如下特征：显在的物理空间——地理中国下的浪子悲歌；错置的历史空间——文化中国下的现实旨归；隐喻的生存空间——离散中国的形塑。　　第三章从香港的商业语境分析海派作家赴港之后写作策略的重新抉择。本章围绕报章文学、电影文学、歌词文学等角度分析海派作家的文学建构。香港商品消费链下的海派文学生存土壤，使海派作家在创作方面更为趋俗。在适应中求变，在求变中生存，海派作家以其特殊的在地书写，呈现着时代印记和城市表情。　　第四章，围绕殖民语境分析香港文艺生态下的海派作家在书写建构方面的特色。香港，在晚清至五四作家眼中，在西方的话语权下，都是作为一种“他者”的存在。海派作家来到这个殖民都市，跨文化语境与跨域式写作，使其作品更具意蕴。面对殖民现实，海派作家以两个洋场碰撞下的双重视角看山河之殇，做隐喻书写，他们笔下有关妓女、混血儿、去势男子、异国异族等构成的人物谱系颇富象征意义。同时，殖民环境还带来了相对的创作自由。在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内，大家能够各抒己见、众声喧哗，也可能存在诸多的歧异声音。在这里，有左右翼文化阵营对峙下的限制与自由，有绿背文化背景下的政治元素，可谓混杂、多元、兼容。本章还以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为个案，分析了政治书写与人性书写的盘根错节。　　第五章分析迁徙文学的双面反应及归向。本章主要围绕海派文学移植香港后的延长线与海派文学衍变中的风景线，分析了两城的历史纠结和彼此观望、都市文学的延展和深入、现代主义文学的新版图，并通过作家创作实况，阐释了他们创作中的常与变，变化中的同与异。同时，文章还在层层论述中，进一步透析迁徙后的文学一般会获得些什么新质，归纳具有海派文学背景的作家在迁移中获得了什么样的文学香港性。　　余论，分析迁徙文学与离散诗学。迁徙是一种断裂，一种悬置，很容易点燃旧梦（比如，原乡、怀旧）。迁徙是一种跨越，一种越界，很容易激越新质（比如，断裂、生发）。迁徙是一种边缘，一种挤压，很容易拓宽视阈（比如越界、跨界）。迁徙带来了流动性、矛盾性，也带来了异质性、解构性，还带来了碰撞性、多元性。所以，这一份离散，看似悲情，却是另一种美学，促成了文学创作的新质。海派作家在迁徙中建构的文学世界，较之上海时期的创作，更为多元，更见气象。如果把这一种现象放在20世纪文学的大视野中来考察，具有多重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