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商议民主理论为视角，对9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媒介上出现的城市遗产保护报道进行梳理，尤其侧重分析其中所呈现出的媒介商议活动的具体形态和媒介作为，力求揭示中国城市遗产保护领域民主化进程的特征其所承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力量关系。　　作为城市公共治理中最为复杂的领域之一，城市遗产保护是作为历史产物和未来改造者对当代的一种理解，涉及到多元利害关联主体之间价值竞争与利益平衡。城市遗产保护公共政策的制定中，需要利害关联人之间平等而充分的沟通，以找出“平衡与制衡”的“一致性”选择和使政策能够有效层层传递的实践主线。因此，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和有效性是其合法性的基础。在我国目前城市遗产保护领域既有公众参与渠道匮乏和部分堵塞的情况下，大众媒介的积极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为上述利害关联主体提供了沟通的平台和讨论的可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城市遗产的保护主题所进行新闻报道和媒介讨论随着城市遗产在旧城改造中遭遇大规模建设性破坏的频发而逐年增加。不同媒体针对不同媒介事件的报道中，既有对政府出台的有关公共政策和工作业绩的宣导，也有对城市遗产进行保护的呼吁;既有对“旧城改造”过程中“建设性破坏”的舆论监督、也有从人文的角度对城市遗产进行深度挖掘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城市集体记忆的建构。对于这些复杂的媒介表现，本文以商议民主理论为视角，采用比较和案例相结合的方法，从大众媒介作为公共商议平台的包容性，其对社会成员媒介商议的动员方式以及其在凝聚焦点议题、推动公共讨论等方面所起到的具体作用三个层面，对城市遗产保护公共商议中的媒介作为进行具体分析。同时运用商议民主对多元、平等、对话、共识等要素的规范要求，对媒介商议活动的民主真实性进行考察，尤其关注其中的突破与不足的媒介原因。　　研究中发现，不同大众媒介通过推动议题扩散、凝聚城市集体记忆、建构公众主体或制造媒介合意等方式对公共商议起到促进或压制的不同作用。大众媒介在扩展公共理性方面具有积累性的民主化价值，但在动员和维持完整而平等的公众结构方面则取决于媒介所处的政治机会结构和其市场化程度、媒介对自身专业角色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类型的媒体间能否实现积极联动。城市遗产保护议题的公共商议活动偶发而部分地形成，媒介自身也发生了分化和重构。此外，大众媒介对中间力量的推动和对底层群体的压制意味着以其为平台的公共商议的民主化价值具有局限性。从呈现于媒介话语空间的商议形态的平等化程度和商议共识的转化等方面，可以依稀地看到中国社会中间阶层话语力量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