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碧华，八、九十年代香港文坛上“影”而优则“写”的另类言情作家，她的主要作品在文本形式上，都呈现出对旧有故事的借重或改编的共同特点。这种“故”事“新”编的文体特点，让人自然联想起鲁迅颇受争议的小说集《故事新编》以及香港文坛老将刘以鬯七十年代起有计划创作的一组挖掘传统故事新含义的“故事新编”。出于探究作为历史的文学重写方式之一的“故事新编”小说在香港传承与创新的目的，本文运用文本互涉及叙事学的相关理论，把李碧华的作品放在一个立体的坐标上考察，即与鲁迅的故事新编相传承建立的历史纵轴，与刘以鬯的新编文本相比较建立的空间横轴上进行分析。以期分析她与鲁迅、刘以鬯相较，在重写动因中的同中之异，梳理在叙事视角、空间形式、时间形式上的传承、创新以及不足。 在前言部分，作者首先对纷繁复杂的故事新编的类型进行了界定，并由此确定了本文所要选择的三位作者的相关文本。 论文主体结构分为四大部分展开论述：一、“故事”的新编动因——时代精神与作者的创新追求。鲁迅、刘以鬯、李碧华的重写方式有其相似的一面，即小说艺术对时代精神的体现和作者主体意识的创新追求。但相异的是，借“古事”所折射出的不同时代精神以及愈加随意、更具个性的重写手法。通过梳理和比较，可以看到后工业时代的李碧华早已摆脱了鲁迅启蒙者的重任和刘以鬯兼顾雅俗的困窘，她把商业文化意识与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创作意识和审美意识。她在宗教轮回和俗世的鬼神中找到了将“雅”与“俗”合而为一的重写灵感，借传统中通俗的言情故事融入了比爱情更丰富的内涵，“在历史的、社会的、美学的、哲学的层面给人更多的思考”。她的颇具后现代主义亦庄亦谐的风格，仿佛是对鲁迅“油滑”的遥遥敬礼。 二、“故事”的新编视角。本部分分析了李碧华“故事”的新编视角与鲁迅和刘以鬯相比较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一)视角类型的转换：与鲁迅、刘以鬯的男性叙事视角相比，李碧华的文本已被换为女性叙事视角。这一看似简单的转换，将历史上被压抑的妇女的声音由边缘推向显著的中心位置，具有了强大的阐释与重构力量。在对叙事焦点和话语中心两个方面作具体对比后，进一步分析李碧华运用女性视角，实现了解构男性叙事的创新目的。(二)双重全知视角：历史与现代双重作者视角的组接和并置，开辟了一条既不属于单纯现代视角，也不属于单纯历史视角的“第三种”新的感知途径。李碧华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以更世俗化和情绪化的香港特色，重构了借古讽今的新编文本。在重构过程中，双重视角的双重质疑，双重解构的力度也更大。(三)叙事视角的动态波动：李碧华与鲁迅、刘以鬯文本的相似之处，还在于在新编视角中，更加注重运用视角的动态变化来渲染氛围、深化主题。 三、“故事”的新编空间。由鲁迅开创的故事新编体小说创作，在空间形式上的创新是最为明显的。首先，在文本空间中，李碧华继承和发展了鲁迅文本中现实与历史的并置，学习刘以鬯，在新文本空间中镶嵌入传统戏曲、传奇，以及创造性地在新文本中插入了大量旧文本、政治历史背景和对传统文本解构式嘲讽的文字。由此造成的文本“杂声”，呈现出各方声音和势力相互角力，此消彼长的复杂性，给文本空间带来令人魅惑的深度。其次，在叙事空间中作者借助重复达到了相互消解和反讽的目的，在意象的迭用中，建构起多重的主题和意义，驳杂的语言则为小说文本开设了一个开放多义的叙事空间。这些都体现出小说空间形式上的锐意创新，并暗合了小说的杂语性和多声性特点。在对故事新编小说的空间形式的考察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一种独特的文体创作方式的逐渐成熟。他们以种种或隐或显的反讽方法，实现了对传统文本的颠覆。 四、“故事”的新编时间。这一部分首先梳理了新编文本古今杂糅的时间形式的叙事表现，李碧华继承、发展了鲁迅新编文本的时间表现形态，在古代/现代的随意往返折叠中，“时间”失去了原有的恒常性、稳定性，并失去了它应有的方向性，产生了所有的“新事”都不外乎是“旧事”的“新编”的特殊感觉。其次，分析了这一表象背后所渗透的作家对时空独特的感知方式，凝聚了作家对生命、生活相似又相异的观察、感受与认识。古今并置的时间框架形成了一种互相指涉、重叠、变异乃至相互消解的隐喻性方式，强化了一种历史语境。时间的循环在鲁迅和李碧华的文本中虽然以“雅”与“俗”的不同面目出现，但深层却是相同的历史循环论。在生死轮回的交替中，同时还能感受到的是鲁迅和李碧华对死亡和血腥的痴迷，这又与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中留存的死亡与灵魂的记忆相连接。 浸润了香港双重文化语境的李碧华，在故事新编作品中，以对于生命、生活独特的观察、感受与认识，完成了在新编视角、新编时间和新编空间形式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创作追求，实现了“故事新编”这一小说文体的传承与发展。她的创作，丰富发展了故事新编这一小说类型，所带来的开放性，呈现出，也预示着“故事新编”这一小说类型的巨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