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已逾八年,八年来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了长期实践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还面临哪些争议问题?这些争议存在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争议无法得到解决?抱着这些疑问,笔者选择从司法实践中的若干个案入手,通过个案分析、规范分析的方式研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在实践中所引发的种种争议,并试图探察引发争议的深层次原因,为解决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发展的瓶颈提供智识贡献。在个案研究中笔者发现,参与实践的各方之所以会对同一法律条款产生争议,首先是因为存在规范层面的问题,因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条中“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这一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为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留下了过大可选择余地。同时,这种争议也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公众各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信息公开实践中相互影响的结果。笔者分别从信息公开实践中的权力配置、规范建构、有关各方的行为层面入手,探寻争议背后所掩盖的制度和实践原因。笔者认为造成当前信息公开实践困境的原因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制度发展模式的局限性造成的,在这种模式下,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工作中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司法机关救济和监督的功能发挥不足,立法机关在制度构建层面长期缺位,公民的信息公开需求不能很好的得到满足。最后,笔者从域外经验出发,以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各自在信息公开制度中扮演的角色为落脚点,建议立法机关发挥起规范建构的基础性作用,行政机关按照时代要求进行自我约束,司法机关充分发挥监督和保障双重职能,才能推动我国信息公开实践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