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评论》是1920年代由一部分留学欧美后回国任教的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精英群体所办的一份重要的同人刊物。它在当时的智识阶级中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知识分子喉舌的作用。其作者们在国家不统一、不民主、军阀混争的局面下，希望通过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反应，来表达出他们自由主义的诉求。自由主义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对它们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通过对刊物及其作者群的深入研究，系统整理了该刊作者群的自由思想。　　1920年代是中国内外矛盾激烈、而中国政府内部控制相对松散的特殊时期。此一时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备了酝酿自由思想的内部与外部环境，产生了几大会议（善后会议、关税会议、法权会议）、几大惨案（3-18惨案、沪案、汉案、穗案、宁案）、几大民众运动（五卅运动、废约运动、工农运动、国民革命运动）等一系列国内国际的重大事件。自然，军阀混战、弱势政府、废约外交、民众运动、国民革命等构成了该时期的时代主题。当面对这些重大的惨案与民众运动时，《现代评论》的知识分子对个人自由，尤其是人身自由与政治自由进行了特别的强调与呼吁。　　同时，1920年代又处在一个特殊的国际环境下。此时的国际社会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转型时期，身处于被帝国主义压迫、奴役的中国，关税自主、收回治外法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呼声不绝于耳。那些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追求与渴望，即争取国家的自由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与呼吁。在那个时代，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同时，在国权的丧失导致个人自由受到极大的束缚之时，争国家的自由，也是争个人的自由。在《现代评论》的早期文字中，时时能见到该杂志作者群对北洋军阀及其政府的控诉，对个人自由的呼吁与倡导;也时时能见到他们对列强侵略给国家造成束缚的揭露，对国家自由的呼吁与向往。知识分子们通过阐述他们争取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了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基本认识，基本要求，基本态度和基本趋向。　　然随着北伐的前进，当《现代评论》编辑部迁往上海后，该刊则倒向了国民党，在国民党的“党治主义”口号下，上演了一出追求“积极自由”的好戏。照他们的逻辑看来，中国当时“不自由”的主因是政治没有上轨道，而未上轨道的原因在于军阀混战。要想解决军阀混战的局面，不可能依靠一批军阀打击另一批军阀，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而自己的军队要想不沦落流于同军阀下的军队一样，必须建立党对军队的政治掌控。而军队一旦打下江山，同样需要党领导下的政府图治经营、保住江山。这样，原本在孙中山思想中只是一种过度时期勉为其难的特殊办法的“党治主义”主张，居然被《现代评论》作者们演绎成“党治主义——党指挥政府、军队——创造人生活的自由的条件——国人进入自由社会”的逻辑圈。追求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的途径尽管要从革命外交与培养民众势力方向去努力，但都纳入到党治主义的途径下通过解决时局来实现。　　这样，《现代评论》的作者群，一方面在早期的确透过一系列重大国际国内事件，旗帜鲜明地发表了他们对自由思想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该刊编辑部迁沪后，他们则倒向了国民党，在其解决时局的“党治主义”口号下，基本上进行着与号召“自由主义”名不副实的追求。但无论从哪个方面说，《现代评论》的作者群所阐释自由思想都是在“以自由的名义”下进行的。尽管自由主义的理念最终未为当时广大的中国人所认可与接受，但无论如何，《现代评论》的自由思想多少为以后的知识分子追求独立宽松的环境播下了自由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