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沈从文乡土文学精神进行了论述。文章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章讨论乡土书写和乡土意识。强烈的乡土意识使得沈从文的乡土书写出现某种以乡土传统为准绳和无限美化这一传统的态势，以致他对自然人性的守护，成了他的诗意道说的出发点和抵抗现实的社会变迁的支撑力量。在沈从文的乡土书写内部，风俗、风情、风景的回忆与发现，是他疏远故土抚慰孤独之心的现实需要。他对当下农村世界因社会变迁导致的人性堕落世态的批判，则是他不忍心乡村美梦被无情打破的一种主动回应。 第二章讨论都市批判意识和乡村乌托邦精神。沈从文将人性自然和善良的部分放在乡土社会，将人性非自然和恶的部分放在城市，这一先入为主的做法影响了他的乡土书写和都市书写的美学旨趣。这样，他对自然人性的意向性处理只能在乡村书写的乌托邦世界得到坚持。不过，乡村乌托邦的建立过多地依赖再现性想像，乡村乌托邦之思创造性想像不足，这两者也容易造成它的闭塞和保守之处。而回忆性叙事决定了这种乌托邦的过去时态取向，所以一旦面对社会现实，它几乎在建立的同时也被拆解。 第三章讨论生命观和文学理想。在对个体生命的沉思中，沈从文将生命和生活区分开来，认为“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间”，进而主张用文学形式来展开“神”和“人”的冲突，他称之为“情绪的体操”。与他的生命观相吻合的文学理想也是徘徊在“神”和“人”之间。他虽然自认为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但他的现实关怀还是将他拽到“人间”，让他竭尽所能在以文学为志业的过程中抒发自己的“人生意见”，他以为这就是“抽象的抒情”。 第四章以《边城》、《长河》和《雪晴》集为中心，讨论沈从文乡土文学的叙事技巧及其文化内涵。《边城》对人物命运的巧妙安排及在这种安排背后作者对个体生命尊严的关注，《长河》对社会变迁给予农村负面作用的有意讽刺和抗议，《雪晴》集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反映出来的作者与家乡人事的距离和作者对尚武精神的反思，等等，这是他乡土文学创作不纯粹以诗意道说为目的、充分顾及文学社会功能的体现。 第五章讨论的是乡土书写的情感抉择和困境。“工具重造”、“工具重用”是贯穿于沈从文全部文学创作的一个核心思想。对文学自主性的看法使得他的美学旨趣带有绅士式的偏执，他反对文学被商业和政治的利用，但又主张文学对现实具有修正作用。这说明他的文学功利主义有着含混的地方。此外，“乡下人”、“乡巴佬”视角的乡土书写表现出的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多少反映了他的民主意识的不足。这是沈从文乡土书写情感抉择的一个显著特色，但也是它的困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