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间的盗窃行为可以容隐,这在我国古代的刑事法律中就已经有所体现。然而,在我国当今的刑事立法中却难觅踪迹。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应当在立法中体现对亲属相盗的区别对待,笔者也非常赞同这一观点。毕竟,在当今的刑事法视野中,应该越来越多地反映刑法对人性的追求,体现其人性化的一面。法律应该以一般人的思想境界为标准,不应强求人人都要大义灭亲,并且亲属间的盗窃一般不会侵害到社会和国家的法益,社会危害性都比较小,所以更不应该与普通的盗窃罪同等对待。对于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的亲属相盗的现象,我国的司法解释对此问题只是规定了概括性的指导意见,而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定罪量刑的标准,缺乏可操作性,往往在司法实践中导致偏差。笔者首先考察了古今中外关于亲属相盗的区别对待的具体发展脉络;紧接着用比较法的视角分析了我国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各国关于此问题的不同规定,并阐述了对亲属相盗区别对待背后深厚的法理基础:司法实践证明,对于亲属间相盗窃的行为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应由受害亲属来决定,就要明确亲属相盗行为的亲告罪性质,而亲属相盗的亲告罪性质的理论基础就是“亲情关系阻却事由说”;然后辩证分析我国现行司法解释的合理性与不足之处,当然着重分析的是其缺陷——亲属范围过窄,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措辞极不规范,意蕴含糊不清;最后得出完善我国亲属相盗的刑事立法的具体方式。本文的观点是应当将亲属相盗的问题立法化:将亲属相盗窃的行为规定为亲告罪,即将求刑权还给被害人,允许他们采取其他适当的方式解决纠纷,在被害人要求司法保护时国家权力才进行干预;扩大亲属的范围,并考虑亲属关系的远近,考虑夫妻间的实质关系;给出具体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