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融合”的乡土治理创新经验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在宋代同样可以窥见“民治、官治、德治”融合的身影,其营造了颇具传统法政文化底蕴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由唐入宋,田宅侵界、遗产继承、婚嫁钱债等“无日无之”的民间争讼成为乡土社会的真实写照,而规制民间争讼的治理路径在“唐宋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中得以孕育——土地快速流转与兼并致使乡土社会阶层与利益分化的经济因素、乡里制度实现了由乡官制到乡役制转变的政治因素、伦理道德的普遍性得到理学奠基的文化因素为宋代“控制与自治相结合”的乡治模式提供了新的活力,多元主体、多元规则、多元措施的融合共生是乡治模式的典型特征。“控制与自治相结合”的治理架构分别包括以宗族尊长、士绅、富民为代表的由乡土社会自发产生并受官府承认的民间自治系统,由“庶人在官者”的乡役人组成的带有职役化或半官半民色彩的社会监督系统,以官治为核心的司法权力干预控制系统,“主体→规则→措施”的治理逻辑勾勒出了“民治、官治、德治”融合的民间争讼规制路径的整体貌相。乡土社会治理的根基是以“乡役为经,宗法为纬,经纬交织”为特征的横跨民间自治系统与社会监督系统的“德主法辅型”治理路径。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赋予了手执宗法权威的宗族尊长们治理宗族的权力,其利用家法族规与儒家经义教化族众、调解族内纷争、开展宗族司法;居乡士绅与“富而好儒”的富民利用手中的文化权力换取了治理乡土社会的政治权力,以创办乡约、兴办学校等方式淳厚了乡里风俗,而其在民间纠纷的调解过程中出现了长者与豪横之治理身份的分化;作为皇权统治“神经末梢”的乡役人是民治与官治互通的主渠道,其一方面在职责范围内主动调解乡土纷争,另一方面则以耳目的形象协助官府消弭化解争讼。乡土社会治理的保障是“法主德辅型”的官府治理路径,基层官员们秉承国法天理人情实同一体、教化与刑罚兼用、抑强扶弱以彰显人文关怀、严惩健讼与教讼、利益衡平以确保实质正义准则实现的理讼解纷理念,将国法放在了规制民间争讼的首要位置之上。在司法审判中,其遵循“‘以理释法’:依法进行事实认定→‘是非在理’:与人情共同作为评判是非的准则→‘轻重在法’:良性社会效果的实现”的审判逻辑,从法意的层面出发作出了“固要合法,亦要合心”的判决。当然,基层官员们还是以宣扬德化为己任的“亲民官”,其一方面劝谕合衙僚属践行“为政以德”的为官之道,另一方面则通过劝谕文或以司法审判为平台教化乡民或争讼者,使其树立笃实的信仰与至善的习惯。彰显德治精髓的公权力主导的调解治理是实现乡土善治与高效治理目标的稳妥载体。官方话语体系中的调解以证据定谳为前提,无论是“寓教于调”的劝谕式调解还是“法情允协”的威慑式调解,以法促调始终贯穿其中。除了官府当堂调解之外,调解的官民合作模式也即官民同调与官批民调同样活跃在调解实践之中,集官府的智慧与民间的力量于一体的司法调解更有利于息讼止争。此外,调解也寄托了基层官员们治理社会的终极理想——“必也使无讼”,追求无讼与息事宁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通过德法共济的调解作出两造皆服、利益兼顾的财产分配方案能够彻底铲除纠纷的根源。宋代的民间争讼规制路径适应了社会变革发展的时代潮流,其因融合多元规则而具有合法有效性,因融合多元主体而形成了官民合作、分段规制的有序治理形态,因追求乡土善治而注重德治功效的发挥,民间弹性自治与官府刚性治理兼容“目的合理”与“价值合理”之属性。在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出现了运转不畅、动能受阻的今天,宋代“民治、官治、德治”融合的历史经验仍不失其镜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