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对党和政府来说,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更是一项艰难的任务,需要加强国家上层建筑的统筹规划,在国家层面协调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内容之间的关联性。地方政府的自我完善与创新一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正如党的十六届全会决议提出的:“地方政府是国家政府结构和体系中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治理与国家治理是底层实践和顶层设计的关系,地方政府创新、改革与发展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国家整体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能否实现。”1因此,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性目标下,党和国家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以地方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提出这一宏观目标后,地方政府层层落实,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也经历了由国家提出方案到地方政府推进落实的过程。在地方政府开展基层治理创新的实践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影响着创新项目的最终发展目标。作为地方政府最接近基层的县（区）级基层政府,其行为逻辑在基层治理创新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以重庆市Y区基层政府开展的治理创新项目——乡贤评理堂为研究对象,以Y区政府在基层社会开展的治理创新和治理实践为主线,来探究在乡贤评理堂建设过程中,Y区政府为何要开展治理创新实践,如何开展该项实践。并根据案例试图揭示地方政府开展治理创新实践背后的行为逻辑,以及该创新行为出现的限度分析。在新的现实背景下,地方政府开展治理创新是大势所趋。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开展治理创新实践有利于增强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提高行政效率,从而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公民福祉的增加。因此,论文通过对Y区乡贤评理堂创新项目的开展的现实情境、实践过程、主要成效等具体实践过程的考察,揭示了基层政府创新背后的行为逻辑:以赋权地方、政策引导为核心的制度赋权是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核心推力,以政绩驱动、晋升激励为主要内容的正向激励是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内在动力,在困境中求变的情景需求是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外在拉力。在基层政府治理过程中,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一方面能为基层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重塑了乡村治理体系,但是另一方面其行为逻辑也带来了如形式主义作风凸显、“偏利性”选择、公共性缺失这样的负面效应。因此,本文还基于对当前基层政府治理创新背后的行为逻辑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进行分析,提出基层治理创新的限度,即注意保持创新的公共性、把握创新有效性与持续性的统一以及保持绩效导向与需求导向的平衡来规避治理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以推动治理创新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