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美国经济复苏、市场预期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结束、2014年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2015年年底美国开启加息周期、2016年趋于年底第二次加息预期愈是强烈。期间新兴市场发生剧烈动荡，巴西、土耳其、南非和蒙古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资本流入减少甚至逆转的局面。在流动性急剧减少的冲击下，汇率持续贬值，通胀压力持续上升，银行业坏账率高企，金融系统剧烈震动。但是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曾在2009、2010、2011，乃至2012年都面临时间长短不一的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入。很多依赖出口采用汇率盯住的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出口形势，减少本币升值所带来的对本国产品竞争力的损害，甚至采用国际资本流入管制的方法，减少大规模资本流入的影响。从长期来看国际资本的流入有利于改善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结构，带来先进的国际管理技术，提高本国金融业务水平，更好地为经济增长而服务。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全球化，国际资本在国际间流动更加快捷与方便，这为新兴市场带来好处，也使得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　　为此，本文利用从1983年至2014年34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宏观数据，建立国际资本流入激增与资本突停的测度指标。根据原有的理论基础，采用probit估计方法，系统性地研究前期国际资本激增（surge）与当期国际资本突停(suddenstop)的关系，不同的资本流入结构以及持续不同期限的资本流入对资本突停的影响。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国内宏观变量交互项，进一步讨论资本激增对资本突停的影响渠道、形成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一国的前期资本激增对资本突停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同时不同的资本流入结构，会进一步影响资本突停的发生概率，其次持续不同期的资本流入（三年以内）也会影响发生资本突停的概率。最后，探讨资本流入激增与国内指标的联合效应，进一步探讨资本流入激增的影响形成机制，结果表明短期外债与国内流动性对资本突停都有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