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探讨亚美尼亚族群在美国和俄国外交决策上的差异。我们研究政治制度在形成具体外交政策成果方面的作用,以及少数族裔群体在其居住国的外交决策中所起的作用。我们认为,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各民族对这一进程的影响范围是不同的。由于其既存特征,外交决策可能是每个国家最“权力集中”的领域。在这方面,一般来说,美国的外交政策结构比俄国更受公众影响。因此,相比之下,少数族群在美国这类国家可能更有机会影响外交决策。本文将以在俄罗斯和美国的亚美尼亚族群为例来研究上述问题,并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开放性比“俄罗斯的选举威权制”给亚美尼亚和其他社区留下了更大的空间来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我们认为,诸如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外交政策权力的划分、选举进程和选举制度等变量,是少数民族群体影响外交政策能力的主要系统决定因素。亚美尼亚人在俄罗斯的历史远比在美国的遥远。俄罗斯的亚美尼亚人社区的数量超过了美国的亚美尼亚人社区。根据各种来源,俄罗斯国内有150万至250万亚美尼亚人,而在美国生活了大约100万亚美尼亚人。美国的亚美尼亚裔社区一直非常积极地推动美国参与亚美尼亚事业,试图游说华盛顿政府和参议院承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向亚美尼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提供援助,对亚美尼亚采取更有利的总体外交政策。他们的核心诉求是对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的承认,而且亚美尼亚社区通过游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亚美尼亚裔美国侨民拥有结构良好的基层组织,如美国亚美尼亚全国委员会(ANCA)和亚美尼亚议会,以及传统的亚美尼亚政党,如亚美尼亚革命联合会(ARF)。简言之,在美国的亚美尼亚侨民是亚美关系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也致力于促进亚美尼亚事业和保护侨民社区利益的议程。另一方面,在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关系中,那里的亚美尼亚族裔并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亚美尼亚-俄罗斯民间社会和文化组织在俄罗斯蓬勃发展,但大多不涉猎政治领域。亚美尼亚在俄罗斯的主要组织亚美尼亚人联盟,已经宣布自己是一个公共组织,目的是组织社区的生活,而不是参与外交政策游说。鉴于俄罗斯是亚美尼亚的战略盟友,俄亚关系对南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至关重要。两国早在苏联时期就存在着共同的历史,也是关税同盟的成员。俄罗斯也是南高加索地区最有影响的国家,在促进该地区稳定以及亚美尼亚感兴趣的许多议题领域,如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亚美尼亚社区本可以在这些进程中发挥作用,游说国内的政府机构,将俄罗斯的政策转向更有利的方向。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亚美尼亚族裔在美国能够游说美国对亚美尼亚的政策,而亚美尼亚族裔在俄罗斯却从未成为俄罗斯对亚美尼亚外交政策的重要参与者?本文的论据是:制度上的差异解释了俄罗斯和美国亚美尼亚社区的不同行为。美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主国家,其游说传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另一方面,俄罗斯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集权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决定权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在美国,由于权力结构的民主性,外交决策是相对开放的。这就允许游说团体等外部行为体能够影响外交政策。在本文第二章“理论框架”中,我们以美国和俄罗斯的少数民族文献为基础,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通过对美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可以看到,美国的政治制度为少数族裔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留下了巨大的空间。首先,国会在行政和外交政策方面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国会的选举性质使得它可以通过基层动员、竞选资金筹措、投票等方式进行民族游说。大多数国会议员任期很长,因此需要所在地区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当地社区的持续支持。在有几千个声音可以对国会选举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选区,少数民族用他们的选票和财政资源换取当选代表今后的政策。这就解释了美国对那些本不感兴趣的国家采取的许多行动。相反在俄罗斯,当局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将少数民族从政治决策中分离出来。执政党帮助特定候选人在少数民族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地区上台执政,以便他们以后能够帮助该党获得并保持对该地区的控制。文献表明,在少数族裔占主导地位的地区,选举操纵程度甚至高于中心地区。然后,我们试图研究几个变量,以了解美国和俄罗斯不同的外交政策成果以及少数民族影响这些进程的能力。我们注意到,美国国会和俄罗斯杜马的政治权力有着明显的不同。立法机关的性质说明了它的重要性:立法机关比行政机关更容易接受游说。因此,一个立法机构在外交政策中拥有的权力越多,就越有可能成为游说的目标,并且不同的群体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外交政策决策。然而,其他中间变量在自由公正的选举、选举制度、国家游说法规等条件下也会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在文献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假设。首先,立法机构承担的责任越多,少数民族就越有可能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第二,自由公正的选举更有可能导致少数民族影响外交政策成果。第三,问题越不重要,游说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公众对由历史时期和其他情况引起的外交政策问题有不同程度的兴趣。例如,美国人民可能对外国援助应该分配给亚美尼亚还是格鲁吉亚没有什么兴趣。充其量,他们可能会关心美国是应该帮助其他国家,还是将用于外国援助的预算更好地分配给国内需求。因此,国内的决策者对于不太突出的问题的决策将更加自由,这为民族游说团体的影响力留下了空间。在第三章“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在民主与无政府之间”,我们试图了解美国政治制度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以及它给少数民族留下的影响漏洞。由于在国会拥有巨大的外交政策权力的情况下,美国的政治体制以及行政和立法机构之间的外交政策权力划分允许了少数民族参与外交政策辩论,并且在某些少数族群的国家案例中,这些参与起到了主导作用。然后我们来看看有关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的文献。一组文献研究认为,国会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而且国会大部分时间都听从总统。他们提出了一些因素,如国会的体制性和无力应对当前的国际威胁,党派特征,连任观念等。另一组文献表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行政和立法的互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中间有许多变量。一般认为,国会在行政和外交政策上有其影响力,例如其不受挑战的立法权、控制权和财政资源分配权、战争权力,以及形成关于外交政策的公共辩论的能力。然后,我们详细研究了国会的权力,重点是财政和战争审批权。显然,国会对财政资源的控制和对外业务的融资,使其成为在采取需要财政拨款的重大外交政策举措时需要寻找的对象。国会也有决定战争的权力,总统对国会在海外从事军事活动负责。国会则拥有召集军队,支持海军,宣战,支持或反对总统决定的权力,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总统的职权范围和外交政策的形成。接下来,本论文转向国会的外交决策过程。这一过程牵涉到了许多行为体,因此要复杂很多。我们展示了许多说客在通过国会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的作用以及他们使用的机制。少数民族游说团体为竞选做出贡献,为特定候选人投票,并将部分候选人列入黑名单,动员少数民族选民为个别候选人投票。此外,我们继续讨论了美国游说的制度化。多年来,国会通过了法律法规来规范国内外的游说过程。同时也研究了选举制度的作用。我们认为,在美国的多数票制度下,少数民族在某些地区的集中使得少数民族的选票在个别选区具有决定性。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候选人可能会促进这些群体的利益,包括外交政策领域的利益。在论文的第四章“美国的亚美尼亚游说团”中,我们关注亚美尼亚社区及其在美国的组织。我们从亚美尼亚社区形成的历史概述开始。随着19世纪90年代末第一批亚美尼亚人来到美国,这一移民潮在20世纪初再次升级,尤其是在1915年亚美尼亚种族灭绝期间以及随后时期。新抵达美国的亚美尼亚人面临着经济困难、文化差异、种族歧视等诸多问题,最终亚美尼亚人克服了这些问题,成为美国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在美国的亚美尼亚族裔就将他们形成了深入参与有关祖国政治问题的团体。二战刚结束,亚美尼亚社区试图说服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在关于包括亚美尼亚在内的曾为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政策上,采用更友好的政策对待在美的亚美尼亚族裔。亚美尼亚社区也尽力帮助亚美尼亚难民。亚美尼亚本国成立的各政党成为日后在美国的亚裔族群的主要驻外政治组织。他们奠定了后来亚美尼亚说客集团的基础,比如美国亚美尼亚全国委员会和美国亚美尼亚大会。这两个组织是美国亚美尼亚游说团体的中坚力量,他们筹集资金进行竞选捐款,动员美籍亚美尼亚人参与政治活动,与美国政界人士合作促进亚美尼亚议题。本文接着研究这些组织的成果和美国亚美尼亚裔社区的活动。其中之一是就国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期间通过的《自由支持法》第907条。这项法案是亚美尼亚裔在美国的最引人瞩目的成就之一,它见证了在影响美国对亚美尼亚和南高加索的外交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其二是对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承认。多年来,亚美尼亚社区支持的代表提出了许多决议,呼吁美国政府正式承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这些决议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最后表决中全部被否决。由于亚美尼亚裔美国社区的努力,几乎美国所有州(在编写本摘要时为49个)都正式承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亚美尼亚游说团体在美国的另一成就是,多年来美国向亚美尼亚共和国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提供了巨额财政援助。亚美尼亚是美国在前苏联地区援助的主要受援国之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得到了美国的援助,其资金通常被视为美国对亚美尼亚一揽子援助计划的一部分。亚美尼亚游说团体多年来成功地阻止了对阿塞拜疆的外国援助。本章的结尾谈到亚美尼亚国会核心小组。任何种族核心小组都是美国任何游说团体成功的标志。亚美尼亚国会核心小组一直非常积极地促进亚美尼亚在国会山的利益,并有100多名两党成员。论文的第五章“俄罗斯亚美尼亚社区”集中研究了俄罗斯亚美尼亚社区的建立和兴起以及社区的组织生活。首先,我们回顾了亚美尼亚移民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形成过程。俄罗斯亚美尼亚社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由于俄罗斯向南扩展到黑海和北高加索,后来扩展到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边界,在这过程中吞并了大量领土。而早在俄罗斯帝国崛起之前,亚美尼亚人就已经在这些被吞并的领土上定居了。俄罗斯占领这些领土后,许多亚美尼亚人进入俄罗斯大陆,奠定了亚美尼亚社区的基础。这些第一批亚美尼亚人大多是被俄罗斯发展贸易和手工艺政策所吸引的商人。他们获得了俄罗斯的许多特权,并与俄罗斯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亚美尼亚社区的特权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俄罗斯帝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当时亚美尼亚教会和其他国家机构被追查和关闭。在亚美尼亚东部成为俄罗斯帝国一部分的帝国时期,向俄罗斯的移民仍在继续。苏联时期,由于不鼓励人口流动,形势发生了变化。在俄罗斯近八百年的历史中,亚美尼亚人认为俄罗斯是他们的家园,并学会了在俄罗斯生活,建造自己的学校和教堂。随后,我们将研究亚美尼亚-俄罗斯组织在俄罗斯的形成,其中最古老的一个似乎是亚美尼亚教会。随着18世纪初俄罗斯第一个亚美尼亚教区的建立,亚美尼亚人在俄罗斯的生活建立在亚美尼亚教会周围,它是亚美尼亚社区与政府关系的主要代表。亚美尼亚教会遍布俄罗斯的每个角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亚美尼亚组织。在我们研究苏联解体后亚美尼亚公共组织的兴起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俄罗斯亚美尼亚人联盟。这个组织是在其领导人阿拉·阿布拉哈米安(Ara Abrahamian)的努力下成立的,它几乎在俄罗斯的每个地方都设有代表处,并与俄罗斯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该组织在选举期间支持俄罗斯政府。它宣布自己是一个旨在组织亚美尼亚社区的公共和文化生活的公共组织。然而,该组织基本上都远离政治。还有其他大型组织,如新成立的俄罗斯亚美尼亚联盟、俄罗斯-亚美尼亚合作组织、亚美尼亚组织协调委员会和数十个地方公共和文化组织,其中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前苏联时期。然而,所有这些组织基本上都是非政治性的,它们都避免提出亚美尼亚传统问题,也没有利用政治手段改变俄罗斯对亚美尼亚的外交政策。论文的第六章“俄罗斯对亚美尼亚的外交政策”则重点讨论了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关系及其存在的问题。亚美尼亚在历史和政治上都与俄罗斯有联系。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而且亚美尼亚后来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和苏联的一员。独立后,两国以双边和多边形式建立了密切关系,亚美尼亚是俄罗斯领导的两个最著名的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关税同盟的成员。两国是战略盟友而且俄罗斯在亚美尼亚派有驻军,因此俄罗斯是唯一在该地区驻扎军队的国家。不过,亚美尼亚方面本希望在具体问题上有所改善。特别是,俄罗斯向与亚美尼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发生军事冲突的阿塞拜疆出售武器。阿塞拜疆和俄罗斯之间的武器贸易一直是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关系中的一个尖锐问题,即使在2016年4月冲突升级之后,俄罗斯也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俄罗斯还与土耳其关系密切,俄罗斯向土耳其出售S-400系统,并在核能领域开展合作。历史上,由于土耳其对亚美尼亚并不“友好”,亚美尼亚一直对土俄合作持怀疑态度。两国关系中的另一个问题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俄罗斯是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因此俄罗斯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上的立场是决定性的。在第七章“俄罗斯外交政策制定”中,我们试图了解俄罗斯外交政策制定的制度框架。我们发现,由于其政权类型,俄罗斯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外交决策没有直接影响。除了宣战和批准某些条约外,国家杜马对总统没有任何外交政策影响力。此外,国家杜马多年来一直处于总统及其政党的控制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杜马已经变成了一个行政机构来通过它所制定的法律。这一因素至关重要,因为立法机构比行政机构更容易游说。然而,即使俄罗斯国家杜马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具有影响力,由于统一俄罗斯党和其他议会政党多年来操纵议会、总统和地区议会选举,立法者的连任受到任何外部行为体的影响都是非常有限的。这个机制是这样运作的:州长不是由选举产生的,而是由总统任命的。毫无疑问,这些州长会在选举期间支持统一俄罗斯党和总统。州长们利用行政资源、种族关系和国家对政治经济的主导地位,诱使选民投票给议会政党。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使是车臣这样人们认为和中央政府对立的地区,也为统一俄罗斯党在选举中提供了最高比例的选票。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地区,选举操纵程度较高。选举法的不断修正造成了反对党几乎没有获胜机会的局面。在选举威权制的条件下,少数民族被孤立于权力之外,只有不反对政府政策的少数民族才有机会获得较高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没有机会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