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拓荒时代以来，美国的西部一直被视为充满神秘、自由与机遇的土地，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人们的思想观念来看，西部都如同天堂一般。然而，随着西进运动落下帷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不断侵蚀着西部，西部的神话逐渐陨落，最终消亡在二十世纪初工业文明的机器轰鸣声中。出生和成长在中西部广袤土地的作家亲眼目睹了故乡的巨大转变，田园理想式的生活不复存在，中西部日益成为物欲横流、麻木腐败的美国东部的翻版。随着经济和工业的繁荣以及一战的结束，美国年轻的一代生活在信仰缺失、生活无望的现实中，饱受折磨，深感压抑，无处可逃而又无所慰藉。这一时期，诸如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一些作家选择远离国土，旅居欧亚;而另一些作家，如维拉·凯瑟、舍伍德·安德森和辛克莱·刘易斯，他们勇敢地选择坚守阵地，意图寻求可行的途径取得现实中的妥协。这些扎根中西部的作家，难以割舍西部的养育之情，便以笔为梦，在各自代表作中书写和传承宝贵的西部传统和精神，包括《我的安东尼亚》、《小镇畸人》和《大街》。为了把握这三部作品的精髓，本文试图运用新历史主义提出的理论观点“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及其理论领袖史蒂芬·格林布莱特提出的有关“反抗与压制”辩证法，细致解读这三部反映二十世纪初美国中西部风貌的作品中历史和文本的之间互动，深入解析作品的“反抗与妥协”的主题，从而揭示三位作家如何通过人物塑造来表达对逝去的田园理想的敬意和怀恋，在坚持西部精神的同时顺应工业时代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寻得现实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