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发动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之久的封建末代王朝——清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从而也就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腾飞，其意义是相当重大而深远的。 建国五十三年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就已经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自己的奋斗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出席每逢十年举行的盛大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还要发表社论。而且每次纪念大会之后都要召开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其规格也是相当高的。各地的纪念大会及学术讨论会就更加频繁，有的地区为了繁荣经济，以纪念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学术讨论会“搭台”、让“经贸唱戏”，也搞得十分活跃。毫无疑问，研究辛亥革命史对于贯彻党的对外开放政策、加速现代化进程、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倡导社会主义文明以及宏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自古以来，两湖地区一直存在着历史的渊源；近代以降，两省属同一行政区划，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志士热情拥戴孙中山，他们在确立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领袖集团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随着东南沿海地区迭次武装起义的失败，两湖志士逐步形成了中部革命思想，它促成了同盟会反清武装起义由沿海向长江中游的战略大转移。湘籍志士率先联络会党，并以会党为主力策动了举世瞩目的萍浏醴起义，打响了内地武装反清起义的第一枪；鄂籍志士倡导运动新军，策动新军倒戈，加快了同盟会将主要精力由联络会党直接转变为运动新军的步伐，从而在全国创造了“联络会党、运动新军”的典型范例。在斗争实践中，两湖志士通力合作、精诚团结，无论是在组织发动、舆论宣传，还是在武装起义中都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他们不愧为舆论界的骄子，战场上的英雄，“湖北首义、湖南首应”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 长期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引起了众多史学家的浓厚兴趣，两湖地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伟大成就，在某些领域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以往的研究大多就“首义之区”或“首应之区”一个省的范围孤立地进行研究，将两湖作为一个整体，并将这一区域置于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成果却并不多见。到目前为止，研究两湖地区辛亥革命的论著仅有李时岳于1961年出版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和美国学者周锡瑞1982年的译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前者是第一部研究两湖地区辛亥革命的著作，具有开创性意义，但由于该书只是一本小册子、容量有限、史料挖掘不深，且已出版40余年，观点陈旧，不能反映两湖地区辛亥革命的真相;后者大量运用了外交档案史料，分专题论述了两湖地区由改良到革命的历史进程，是我们研究两湖地区辛亥革命的重要参考书，但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对大陆己经出版的有关资料掌握十分有限，且在学术观点上特别是对城市改良派的界定及在其辛亥革命中作用的论述等问题上大有商榷余地。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充分挖掘两湖地区的辛亥革命史资料，特别是有关报刊资料，以两湖地区辛亥革命史发展链条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纵向发展为经，以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及其相互联系为纬，从整体上探讨两湖地区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轨迹，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为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本文由绪论和六章组成，绪论为研究综述，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湖北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述，第二部分为湖南辛亥革命研究综述，第三部分为两湖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述。上述三个部分从两湖地区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崛起、两湖地区的会党与军学界、立宪派与革命派的离合关系、军政府的成立及其举措以及“二次革命”等方面列举了学术界的主要观点及其成果，指出了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从而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前提，作了铺垫。 第一章追溯了两湖地区的渊源关系。从两省的历史地理、行政区划、文化传承入手，一直论述到两湖的近代联系及其差异。说明两湖从古到近代因为地界毗连、文化同宗等因素而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性。与此同时，由于分省的原因，两省在近代文化、群体性格等方面存在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第二章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两湖革命的基本动力。从清末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开始，两湖留日学生运动空前高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出现。他们组织革命团体，开展宣传活动、实行武装起义，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在辛亥革命条件逐渐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