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丁玲小说创作中三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研究的主要参考对象,将风景书写的不同场域进行整理,借助美国米切尔及日本柄谷行人的风景理论,将风景作为人与自然、自我与他者之间文化交流的媒介。风景既是再现的又是呈现的,因此按照风景再现与呈现方式的不同,把风景分为在场和不在场两种叙事模式,来研究风景在各类场域中的叙事功能,从而理清小说中风景书写与性别、政治之间的特殊关系。风景作为一种隐喻性的文学书写方式,被赋予超越其本身的特殊内涵,即女性捍卫主体精神世界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透视镜中女性不仅看到了真实的自我,而且能够看到那个早已被时代主流所遗忘或抛弃的女性“自身”。风景书写不是一味地去描摹主人公从视觉角度简单勾勒的生活现实,单一的风景不再作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风景的多重意蕴在丁玲的小说中得到了释放,获得了新的理解维度。本文将丁玲前期的女性小说依照风景书写的不同形式分为封闭式、环绕式、遮蔽式的风景场域,详细分析其小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不同风景场域中的情感历程,并以此为特例反观五四一代的青年女性作家在历经时代的磨砺与摧残后思想精神的发展脉络。因而前期作品主要以浪漫的诗性表现方式为主,风景中暗含着作者对传统精神的诉求。在动态性的风景场域中,女性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发展,在面对风景与革命政治之间的摩擦时,风景以其独特的位置承载着女性对主体性的自我坚守。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变更,女性与风景场域之间逐渐失去了早期的叙述张力,回归于静态化的政治框架内,隐喻性代替场域之间的斗争性上升为风景的主要特质,那么两个意义层面的风景话语之间产生了裂痕。如何弥合两者间的差异,成为转折期文学所要回答的重要话题;转折期文学因其特有的时代性与尴尬的文学地位,始终是丁玲文学研究的难题。本文将风景的表现特质作为主要论述对象,以诗性与现实性的此消彼长作为这一时期的书写逻辑,恰巧印证了丁玲自身在左联时期苦闷彷徨的内心波折。风景艰难地穿梭于主人公的自我想象与现实境遇中,成为女性在社会中挣扎之后对自我的真实保留,风景场域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释放。诗性的风景随着主体现实情绪的延伸,最终被革命政治所取代。风景书写被作者纳入到了启蒙与国家叙事的宏大框架下,同时延续了风景书写的隐喻机制,最终上升为革命的理想性书写,促成了关于历史主体的想象,实现了风景书写与民族认同的统一。纵观丁玲小说的风景书写,女性对自我浪漫式的想象始终伴随着风景场域的变换,这既是丁玲作为五四一代青年女作家的“莎菲”式的追求,又与时代相耦合完成了革命与诗性的内在调和,构成了小说丰富的风景内涵,成为风景流变的重要线索。全面把握丁玲小说中风景在不同时期的书写方式,语言显得极为重要。文学语言与小说语言总是一脉相承,因此丁玲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风景书写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研究其小说风景书写的语言特色,即可探究其在文学作品中所渗透的文学情绪。那么转折期所出现的诗性与革命性风景的二元对立模式就有了新的理解向度,个体对自然风景的深切回望成为丁玲小说语言艺术力的集中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