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在此时代背景下,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家战略,而与刺激政策为核心的需求侧管理不同,供给侧改革的重心在于企业战略变革。供给侧改革迫切需要企业调整其战略定位和战略资源配置计划,为实现战略变革目标一方面需要从外部融资获取支撑企业战略发展的资金,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保证资金被有效地应用于正确的投资项目,这即是企业战略变革要考虑的债务融资问题和投资效率问题。但是,企业战略变革最终目的在于提升企业绩效,增强企业竞争力。因此,有必要从债务融资、投资效率和企业绩效三个方面研究战略变革的财务效应。通过梳理文献发现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其成果多见于战略制定,缺少将企业战略理论与财务理论相结合的研究,以解释战略变革的执行问题以及战略变革经济后果。因此战略变革的财务效应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战略变革对债务融资、投资效率和企业绩效三方面财务效应的影响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其原因在于战略变革既带来收益又伴随着巨大的成本与风险(Zuniga and Vicente,2006;谢康等,2016),既有变革愿景又能管理好变革流程保障战略有效执行的企业为数甚少(Beer andNorhria,2000)。战略变革目标实现是以战略执行和战略控制为前提的(徐万里等,2008),否则会导致战略制定与战略实施脱节,造成战略失控(冯海龙,2010;王玉,1997)。而内部控制的本质就是战略制定与实施控制,是确保企业执行战略方案、实现组织目标的重要机制(池国华,2009)。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将“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作为内部控制目标体系中最根本也最重要的目标(李维安和戴文涛,2013),但是现有研究多从会计审计视角探究内部控制作用,而忽略从管理控制角度研究内部控制对企业战略执行的影响(杨雄胜,2005)。已有研究虽已提出建立战略导向内部控制体系的重要性(李心合,2007;池国华,2009),但仍缺乏内部控制与企业战略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内部控制在战略变革的执行过程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对战略变革的财务效应产生哪些影响这些问题仍不明晰。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结合战略管理领域的资源基础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战略适应理论和组织生态理论、战略执行力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以及财务领域的内部控制五要素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内部控制视角下战略变革在债务融资、投资效率和企业绩效三个方面的财务效应。本文的核心问题分为两个层次:第一,研究战略变革的财务效应,目的在于寻找企业战略变革在执行过程中的困难、风险与挑战,即“发现问题”的过程;第二,以内部控制制度为依托,研究内部控制如何提升战略执行能力、控制变革关键风险,改进和优化战略变革当中的融资、投资和业绩效果,促进企业战略目标实现,即“解决问题”的过程。本文首先从理论分析部分搭建战略变革、内部控制对企业债务融资效应、投资效应和业绩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阐述战略变革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过度投资和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内部控制对战略变革财务效应的调节作用机制。进一步的,本文利用2007-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和治理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对本文的理论分析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验证:第一,研究战略变革程度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对战略变革程度和债务融资成本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首先,企业战略变革程度越大,企业的经营不确定性风险以及企业和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风险越高,因此战略变革程度与债务融资成本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次,内部控制质量对二者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企业战略变革带来的经营风险和信息不对称风险,缓解企业债务融资约束,降低战略变革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再次,战略变革、内部控制与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会受到行业属性、产权性质和区域金融发展程度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战略变革程度与债务融资成本的正相关关系在非高科技行业、低竞争度行业、非国有企业以及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区域较为明显,内部控制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也更加突出。第二,研究战略变革程度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对战略变革程度和过度投资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首先,企业战略变革程度越大,管理层通过过度投资构建经理帝国的动机和能力越强,企业对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管难度更高、管理层投机的惩罚成本更低,因此战略变革程度与过度投资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次,内部控制质量能够对战略变革程度与企业过度投资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从治理结构层面、决策机制层面、执行控制层面以及信息沟通和监管层面有效控制战略变革企业管理层的非效率投资行为,降低战略变革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再次,战略变革、内部控制与过度投资的关系会受到管理层权力和产权性质的影响。相比较而言,管理层权力较高企业和国有企业战略变革程度与过度投资的正相关性更加突出,内部控制机制对管理层较高企业能够发挥治理监督效力降低战略变革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但是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没有非国有企业显著。第三,研究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对战略变革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战略变革对企业绩效存在适应效应和破坏效应,战略变革程度与企业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适度战略变革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作用,而过高幅度的战略变革可能带来业绩损害。其次,内部控制能够提升战略变革适应效应,并且显著降低破坏效应,因此对战略变革程度与企业绩效的倒U型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使二者曲线关系的形态更加平缓,降低了战略变革后业绩的波动性;第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使二者曲线关系的拐点发生右移,企业能够管理更大程度的战略变革;第三,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提升战略变革后企业绩效的整体水平。本文的创新性和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将战略执行管理相关理论融入内部控制研究,建立内部控制在战略变革实施过程中提升战略执行能力、控制变革关键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内部控制“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层级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债务融资、优化投资效率和改善企业绩效三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依据。前人研究多从内部控制抑制代理冲突和降低信息不对称视角探讨内部控制合理保障企业财务报告和相关信息质量、合法合规和资产安全方面的作用,但是内部控制目标体系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目标在于战略目标,内部控制如何提高企业经营的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这一问题在现有研究却较少涉及,究竟是建立财务报告导向内部控制还是战略导向内部控制仍然存在争议。本文从理论方面总结内部控制促进战略目标实现、改善战略变革财务效应发挥两大作用:提升战略执行的三项能力和控制变革六大关键风险。同时,针对战略变革的债务融资成本、投资效率和企业绩效三个层面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为本文的理论分析提供实证依据。本文从战略角度丰富了内部控制目标方面的研究,也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提供新思路。第二,本文结合战略管理理论和财务学理论,从债务融资成本、投资效率和企业绩效三方面分析战略变革的财务效应,为战略变革经济后果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证依据。战略管理领域有关战略变革的研究成果更多的集中于如何制定有效的竞争战略和战略变革的影响因素,简化和忽略战略的执行与落地,缺少战略变革的经济后果分析(薛云奎等,2005)。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企业战略与财务领域相结合的研究(叶康涛等,2014、2015;王化成等,2016、2017;李志刚和施先旺,2016),但这些研究着眼于从企业的战略差异与战略类型角度分析,在已有研究中还未发现战略变革与债务融资和投资决策的相关文献;同时有关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的研究也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议(Zuniga and Vicente,2006;Cuietal.,2011)。本文研究从债务融资成本、过度投资和企业绩效三个方面探讨战略变革经济后果,为战略变革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补充。第三,在统计方法层面本文深化倒U型关系模型以及有调节变量的倒U型关系模型形成机制的理解,提出了有调节变量的倒U型关系模型三步检验方法并且拓展了调节效果的分析视角。财务和管理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多地采用曲线模型而非简单的线性模型解释复杂问题,特别是对于有调节效应的U型曲线回归模型,对形成机制的理解和统计结果的解读仍存在不足(Haansetal.,2016)。本文以倒U型关系为例,首先建立倒U型关系模型,分析其检验方法、特征问题和形成机制;进一步的建立有调节效应的倒U型关系模型,分析调节变量对曲线形成机制的影响,提出该模型的三步检验方法和调节效果的三个分析视角。本文借鉴了 Lind andMehlum(2010)和Haans等(2016)的分析范式,但是在此基础上对研究方法上做出四点改进:第一,通过数学推导详细解释了倒U型关系背后的潜在因素,深化了倒U型关系形成机制的理解;第二,将曲率的概念引入倒U型曲线形态分析,对倒U型曲线形态的解释更为严谨,同时简化了调节变量影响曲线形态的推导过程;第三,提出了有调节效应的倒U型关系模型的三步检验法;第四,将调节变量对倒U型曲线的影响效果从形态和拐点两个视角扩大为形态(顶点曲率)、拐点(对称轴)和整体水平三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