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步步深入，在法律运行各个环节中暴露出来的“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集中地体现在法律运行的最终环节——司法——及其参与人员身上：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律师，光收钱不办事；检察官，唯纪检委马首是瞻。这些人员在基本知识技能、法律信仰、道德操守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欠缺，导致司法不公日益突出，司法腐败愈演愈烈。于是，法学界和实务部门同时注意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必须改变过去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中的客观主义叙事风格，突破“一提人就是搞人治”和“制度万能”的思想禁锢，把法律人才、尤其是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为法治目标的实现奠定主体性基础。 在此背景下，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应运而生。但由于实施前并未进行深入的论证，所以对其制度构成、体系定位和目标指向都还缺乏系统的研究；更为严重的是，对其内在蕴涵的核心理念也认识地不够全面和深入，缺乏对这些理念的本土性分析和社会化推进。因此导致了司法考试制度的功能不能充分地发挥，发展前景不够明确。本文试图从法理学的角度，对统一司法考试所蕴涵的司法官知识标准的提高，以及职业化形式特征的促进做一梳理，从而明确该制度对我国司法官职业和整个法律职业的发展所具有深层次意义，以期对尚在摸索中的司法考试制度和处于瓶颈期的司法改革有所助益。 论文前言对司法官及其遴选的重要意义做出了说明，指出司法考试是重视司法官对法律运行的能动作用，对其加以积极利用和消极限制的事前手段。　 正文部分首先在比较各国制度的基础上，对司法考试的法系文化背景、基本性质和种类做了一个粗略的介绍，为进一步展开论述提供素材、奠定基础。文中认为，司法考试反映了两大法系在法律职业方面的差异，只在大陆法系国家才存在；是针对法官和检察官的职业资格考试，是从事司法官职业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是司法官职业遴选制度的重要环节和模式之一，是司法官职业的基础性制度；它有统一式和分立式、阶段性和一 - 58-<WP=64>次性、限制型和大众型的基本分类。 文章第二部分介绍了我国的司法考试制度。我国之所以实施该项制度，是由于以前缺乏规范性的司法官遴选和培训制度，不但导致了司法官的专业水平距离社会现实要求有差距，与法学教育的实际人才供给不协调，而且导致了司法官职业形式与理想状况的若干矛盾，其实施的根本目的也是要提高司法官的法律知识准入标准，加快我国司法官职业化的步伐，改变过去有法不依、法律不能通过司法环节顺利实现、法的制定和法的适用相脱节的状况。 继而，论文第三部分便展开了司法考试对司法官职业的核心——法律知识——的促进作用的论述。在明确了司法官素质构成与司法考试的法律知识指向以后沿着为什么要测试法律知识、为什么要更加严格地测试法律知识、为什么要首先测试法律知识的顺序梳理司法考试与法律知识的内在理论关联。文中认为，司法考试之所以以法律知识为测试内容，是因为其对于司法官职业具有必要性，是司法过程作为法的适用的本质要求，与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理念相一致，必须根除以前广泛存在的“轻业务、重政治”、“轻知识、重技能”的观念；司法考试之所以要更加严格地测试法律知识，是因为现代司法对法律知识的要求具有严格性，对此，文中分别从我国司法实践的变化和需要以及法律知识的膨胀两方面进行了论证；司法考试之所以还要首先测试法律知识，是因为法律知识对于司法官职业具有优先性，一方面法律知识更容易通过考试等手段建立“短平快”的硬性测评制度，另一方面，它也是具有司法官特色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实践技能的养成基础，否则其他的一切素质构成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后，文中根据法律社会学的基本原理，简要总结了法律知识对于司法官职业的核心与基础作用，指出职业的分工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还要以专门工作对专业知识的需求以及专业知识自身的积累和分化为基础，只有建立在专业知识基础上的职业才是真正的职业。包括司法官在内的法律人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法律知识特征在现代社会分工中标示着自己的独立地位，这一特征使他们的工作成为一种职业，也使他们在本质上区分与其他所有人。 - 59 -<WP=65>文章第四部分阐述了司法考试对我国司法官职业的形式发展所具有的若干意义。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司法权威的提升，根据韦伯关于社会统治的三种理想类型及卡里斯马型统治的核心地位的理论，引出司法官同样也需要提高魅力来塑造卡里斯马式的神明印象，司法考试的严格“考验”过程正具有这种意义；二是司法考试对司法官职业独立性的促进，司法官职业相对与其他职业而言更难也更需要独立，司法考试可以瓦解司法机关的行政科层制和“多重集体办案制度”，使录用人员的标准知识化、标准化、抽象化，为提高司法官待遇扫平障碍，从而促进司法官职业的独立；三是司法考试对司法官职业的合理垄断与自治具有推动作用，文中通过与中世纪行会的比较揭示了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