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分裂主义既是一套关于分裂的思想理论体系,也是一场旨在从现属国分裂出去独立建国或与他国合并的政治运动。民族分裂主义是多民族国家的国家统一面临的最大内生性威胁,既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破坏国家认同。意识形态领域是反分裂斗争的主战场之一。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套危害国家认同、分裂国家的思想体系,为民族分裂主义提供合理性证明,维系民族分裂主义存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推动民族分裂主义进入“活跃期”。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主要危害在于破坏由文化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和政治认同所构成的国家认同,具体路径是“制造文化疏离和国家认同危机,进行分裂社会动员”。因此,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核心是解决国家认同问题。国家认同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由社会存在决定。构建或强化国家认同,需要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层面着手,围绕文化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和政治认同,综合施策。新疆是我国西北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新疆反分裂斗争,事关全党全国大局,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关键,关系到反分裂斗争全局的成败。新疆民族分裂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近代新疆区域国家认同危机、国际势力干预操纵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意识形态视域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可以分为三个历史发展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新疆和平解放前,这是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和扩散发展阶段;新疆和平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是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低迷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是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死灰复燃”和泛滥阶段。新疆和平解放前,“双泛”思潮与臆造的“东突厥斯坦国”,构成了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最初理论来源。“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观、“东突厥斯坦独立论”的国家观、“共同突厥文化论”的文化观、“东突厥斯坦革命论”的奋斗道路等内容构成这一时期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在伊敏等所谓“分裂精英”、苏联等国际势力的推动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迅速扩散,进一步破坏了新疆原本就非常脆弱的国家认同。这一时期,民国政府以构建国家认同为核心,在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相应的反分裂斗争。但受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民国政府自身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失误,新疆区域的国家认同构建没有完成。伴随着当时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国际势力干预等因素,最终催生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两个分裂政权。新疆和平解放后,新中国在新疆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领导地位,推行了符合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和国情的民族、宗教政策,改变了新疆贫困落后面貌和各族群众生活水平,完成了新疆区域的国家认同构建,新疆各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拥护空前。这一时期,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处于低迷状态,内容上没有新发展,传播方式转入地下,传播范围受限。民族分裂活动也相应陷入低谷,大多为解放前分裂活动的残余。改革开放后,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伴随着美国等国际势力、境外分裂组织的渗透,“激活”了潜藏的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导致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复苏。这一时期,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在“双泛”思潮的基础上,吸纳了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内容,强化了自身解释张力、对抗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能力和对本民族各个阶层适应能力。宗教领域和教育文化领域仍然是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领域,“伊扎布特”、“伊吉拉特”等分裂组织和互联网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美国等国际势力、境外分裂组织、国内所谓“分裂精英”(这一时期包括宗教人士、知识分子和草根精英)成为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主要传播主体;传播对象则覆盖了维吾尔族各个阶层,青少年、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拉拢对象。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整体呈蔓延泛滥,愈演愈烈之势,破坏了新疆业已形成的国家认同,推动民族分裂活动,特别是暴恐活动进入密集高发的“活跃期”。由此,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活跃,意识形态是根源性动因之一,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在当前具有决定性意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四代中央领导均高度重视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中指出“加强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对于争取人心、筑牢长治久安的根基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央和新疆自治区党委政府以恢复和强化被破坏的国家认同为核心,重点围绕宗教领域和教育文化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反分裂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主客观原因影响,没有彻底改变当前分裂主义意识形态泛滥蔓延态势,没有完全恢复被破坏的国家认同。当前影响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成效的客观原因包括:1.美国将新疆问题作为遏制中国崛起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在人权、宗教、民族等幌子下,干预操纵新疆民族分裂活动,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在新疆进一步蔓延泛滥,破坏新疆区域的国家认同。2.“伊斯兰国”(is)的出现,极大刺激鼓舞了新疆民族分裂势力中的宗教极端分子,出境参加is的新疆籍人员日渐增多,推动新疆宗教氛围更加浓厚,导致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新疆进一步蔓延泛滥,破坏新疆区域的国家认同。3.美国“9·11”事件后,在国际联合反恐的大背景下,“东伊运”元气大伤,改变派遣人员入境组织暴恐活动的策略,组织专门人员通过网络向境内传播煽动“圣战”和传授暴恐活动方法的暴恐音视频,导致新疆境内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进一步蔓延泛滥,破坏新疆区域的国家认同。4.乌鲁木齐“7·5”事件破坏了新疆民族关系,导致维汉之间不同程度的民族隔阂,而且“7·5”事件的“发酵”效应仍在继续,加之2013年以来的暴恐活动密集高发态势,一定程度阻碍了维汉间的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影响了新疆区域的国家认同。5.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容易导致利益受损群体产生相对剥夺感和对政府不满情绪。这一情况同样存在于维吾尔族群体中。6.尽管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问题不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但与民族情感、民族意识、民族情绪、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非常复杂、敏感。当前影响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成效的主观原因包括:1.虽然中央明确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在新疆反分裂斗争全局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在具体工作部署中,如何落实中央的这一论断,还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2.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新疆区域的领导地位需要进一步加强。3.为应对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宗教政策、民族政策、依法治疆政策在操作层面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结合近百年来的反分裂斗争经验,当前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必须遵循以下理念:保持强大且稳固的中央政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恢复和强化国家认同为核心;围绕国家认同,特别是文化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和政治认同,综合施策。具体措施包括: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强化国家认同中的核心作用,筑牢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丰富发展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强化中华民族内生性聚合力,筑牢国家认同的民族基础和文化基础;依法管理宗教,深入开展“去极端化”工作,实现伊斯兰教“本土化”,妥善处理好宗教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坚持依法治国,运用法治资源强化国家认同;深化改革开放,让新疆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筑牢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新疆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筑牢国家认同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