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了中国居民储蓄规模和储蓄结构的影响因素、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银行存款与股票投资的风险—收益对称性、股票市场制度性风险及其形成机制和表现形式、中国融资结构演变的金融生态环境制约和现有融资渠道、融资工具的非适应性及其效率演变，最后提出构造中国效率型融资结构的指导思想、演变动力和衡量标准，得出中国融资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对策建议: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竞争和融合、不同融资工具的竞争发展。　　全文共10章，分三部分:第1～2章为理论部分，简要回顾了国内外学者有关融资结构理论研究的现状，分析了不同融资结构的相对功能优势;第3～8章分析了中国融资结构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进一步演变的可能制约因素;第9～10章是中国现行融资结构调整和优化的主要对策，主要内容如下:　　第1章回顾和介绍了中外学者有关金融结构理论及其发展过程;金融功能观的演变及“机构观点”与“功能观点”的分歧所在，说明了功能视角有助于更好的解释金融体系结构的动态变化和演进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对象——融资结构的内涵和外延:企业外源融资中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所涉及到的融资渠道和融资工具结构，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指以证券市场融资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和以银行中介融资为代表的间接融资的相对规模及其构成比例;一是指与此相关的金融工具的相对规模及其构成比例。　　第2章梳理了不同融资结构所具有的相对功能优势。　　第3章分析了中国融资结构的发展现状，指出中国金融体系多元化虽初步成型，但融资工具的多元化和纵向分层化却并不顺利，证券市场的分层结构也没有展开且市场分割严重。　　第4章论述了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和企业的融资行为。　　第5章以国债收益率为参照系，研究了银行存款、股票投资的风险—收益不对称:银行存款利率与国债收益率倒挂;居民金融资产对实际利率的敏感性日益加大;而存贷利差的不断扩大说明实际存款利率水平进一步被压缩。至于股票投资，用所有者权益的资产净值计算法、投入产出法、投资回收期法;用股票市场走势与其它经济指标的对比等方法都说明了投资者整体亏损严重。　　第6章进一步分析了股票投资风险—收益不对称的成因是制度性风险:经济转型过程中，非市场化的制度安排所产生的金融风险，其形成机制是中国股票市场的创建思路及由此而形成的政策功能定位:为国企改革服务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以及各种与之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大都偏向于为融资者提供便利;其表现形式有垄断的高溢价发行与市场化交易并存的双轨价格体系、企业过度重视股本筹资与资金低效使用并存、上市公司筹资供大股东使用等;其结果就是股票市场的可投资与可投机程度都在显著下降，并日趋边缘化。　　第7章从金融生态角度分析了中国融资结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所面临的制约因素——金融生态环境，它包括文化、习俗;风险意识与风险观念;信用基础及建设和维护环境，重视信用、遵守信用的社会环境及履约机制;产业、经济结构;法律制度环境、投资者保护等。　　第8章借用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理论的分析方法，从中国国情出发，将衡量融资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效率标准动态化，提出了“适应性效率”的概念。融资结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制度变迁的适应性效率应包括:制度运行的效率、创造财富的效率、资源配置的效率，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国银行融资的非适应性及效率缺失、不同融资工具和渠道的试错过程、股票融资的非适应性及其功能萎缩的演变过程。　　第9章首先提出了本文理解的融资结构演变的指导思想、演变的动力和效率标准;接着论述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作为两种既互相补充，又互相竞争的融资方式，在高效率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方面发挥着各自特定的功能，国外学者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没有证明不同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而中国学者的实证研究则证明了中国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这也与国外学者对欠发达国家的实证结果相吻合。最后，本章借用了一个模型，描述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最优”制度安排边界，说明了不同融资方式各有利弊，没有一个确定的比例关系，只有在一定条件下，特定的融资渠道或融资工具才是“最优”的选择。　　第10章试图从市场参与各方（不是某一方）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出发揭示融资活动中银行存贷款、股票、企业债券、可转换公司债等不同融资工具在储蓄转化为投资过程中对储蓄者、融资者在风险管理、弱化信息需求、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方面的不同作用。本章认为，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这些融资工具都应该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或者说公平参与竞争的机会。　　在研究的过程中，本文形成了以下的一些观点或结论:　　1、在中国经济转型和融资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中不断向居民个人集中，本应由国家承担的风险也不断地向不特定的居民转移，问题是，得到国民收入倾斜的居民未必同时承担了相应的风险，因而，就总体而言，收入倾斜者与风险承担者存在着风险—收益不对称现象。　　2、股票、国债投资与银行存款，以风险排序，股票投资＞银行存款＞国债;而以收益和流动性排序则是国债＞银行存款＞股票投资，这三种金融工具是绝对的风险——收益不对称。　　3、中国“储蓄——股票市场——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只是解决了企业的融资需求，由有关部门精挑细选的上市公司，其现代公司制度并未完全建立，“制造”风险的机制与“储蓄——国有银行——企业”的间接融资渠道一样仍然存在，只是“制造”风险的方式不同，风险的承受者不同。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风险不仅没有降低，反而风险进一步扩大了，并从一开始就分散在社会各个层面，其社会震荡有可能超过间接融资的风险。中国“储蓄——债券市场——企业”的融资渠道的“勃兴”和“萎缩”已生动说明了这一点。　　4、国有银行效率不高，一方面是因为外生的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使得他们没有动力去追求效率，另一方面也因为它们的股东是国家，其经营目标就是股东价值最大化，即满足政府的偏好和目标函数。因此，(’)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风险集中于银行只是问题的表象，实际上是国有企业体制等深层次问题的集中反映。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或高风险与间接融资本身关系不大，或者说，与通过银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无关，分散风险就不一定必须通过放弃间接融资来实现。　　5、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未必只有股份公司一种形式;是股份公司也不一定必须成为上市公司;即便是上市公司也会回够公司发行在外的股份、自愿退市交易，一般情况下更不会轻易进行股票筹资。然而，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国有企业，都在争走上市“独木桥”。企业急于进行股票筹资是一件很不正常的现象，而在市场持续低迷、屡创新低，发行环境极为恶劣时，许多企业仍以上市为唯一目标，从行动到理念都表明，要么企业认为其价值依然被高估;要么是认为发行股票是没有成本的、想借上市转移风险。　　6、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非市场化的制度安排所产生的金融风险是制度性风险。国有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和股票市场投资者整体亏损都是制度性风险的具体体现，它们与市场经济体系中固有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即市场风险）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区分这两类风险就是为了了解不同风险的性质和成因不一样，要真正防范和化解制度性风险就必须消除其制度基础或制度根源。　　7、融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必须充分考虑到现存的约束条件:法律体系、信用状况、公司治理、市场的有效性、会计标准、金融管制、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其中最为主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储蓄者的风险—收益管理和流动性增强的需求。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中国居民对制度变迁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且由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会存在较长时间，直接加大了居民储备性储蓄的倾向，收益确定、风险低的金融工具是居民储蓄的首选，这一特征直接制约了股票等风险高、收益不确定的金融工具和融资渠道的发展。　　8、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都能完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借助于它们提供的渠道，把盈余部门的资金导向资金短缺部门，促进资本的形成和资源配置的优化。作为两种既互相补充，又互相竞争的融资渠道，在一定的条件下都能发挥各自特定的功能，没有优劣之分，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比例关系，因而，不存在一种绝对占优的、可供所有国家效仿的模式。　　9、在间接融资发展已经相对成熟，且间接融资规模进一步拓展空间有限的条件下，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渠道的竞争性、过程的有效性、价格的合理性，可依靠的主要手段就是推进直接金融工具的多元化和金融市场的分层化并创造条件让它们公平、竞争性发展。　　10、功能是客观的，是一个事物内在的、固有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功能的发挥却是一个动态的、主观的过程，金融功能发挥作用的方式、绩效和行使基本功能的机构主体的性质和组织结构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11、以“适应性效率”即适应融资结构现状和未来变化、融资结构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其制度功能正常发挥作为衡量融资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效率标准并将之动态化，认为储蓄者的需求决定着不同融资结构、渠道在市场中的定位，企业融资行为、融资结构的演变必须适应储蓄者的投资需求才会有适应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