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来华僧侣在中日佛教交流中是起连接作用的纽带,但是他们漂洋过海而来所产生的影响又绝不仅仅是纽带的连接作用。他们来华学习佛理、寻求自渡,又由于其身份的特殊,在日本的政治及社会革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的佛教在安史之乱前基本保持着稳定的发展,虽然有时有限佛政策出台,但主流仍是促进其发展。尤其是在武则天时达到一个顶峰。遣唐使的派遣是遣隋使的延续,最早的学问僧来华是作为遣隋唐使团的固定组成部分。这时期来华的使节团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成员学问僧除了学习中国佛理外,还兼学习唐朝先进的政治、经济政策。安史之乱后,中国佛教发展环境受到破坏,随之遣唐使停派,中日之间的佛教交流从官方转为民间,此时来华僧侣多为搭乘中国商船偷渡入境,数量较之盛唐大为减少。五代时吴越国积极推进同日本的文化交流,希望发展与日关系,虽然并未正式建交,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此阶段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并因此留下了当时佛教经籍自日本回流中国的记录。宋代中日也未曾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因为宋代施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民间经济交往得以迅速发展,去往日本的宋商船增多,加之律宗禅宗在宋发展极好,新的佛理有助于促进当时日本政治、社会的新发展,而此时的日本政府在政治革新后也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政策,使得搭乘宋商船来华的日僧开始迅速增加。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并称为日本僧侣旅华日记之双璧。本文即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例进行分析对比。在第二章用一个章节的篇幅来总结圆仁与成寻来华的背景、目的以及经历。因为来华时间的不同,两人的经历也是截然不同,简单以此两例总结两个朝代来华僧侣的不同虽然显得单薄,但这是两个特殊的例子,对于他们所属的时代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材料有限的情况下,以此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想来还是有说服力。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融合中国的儒家文化、道家思想,以及中国民间各种思想,实现杂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佛教”。佛教在日本的历史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表现为很多的旅华返日僧侣在归国后,不仅仅宣传佛教,也充当着统治者的智囊团,对日本的政策制定、实施给出指导。其次,禅宗对于日本武士思想的建立与巩固影响巨大,而这种精神一直持续,影响至今。中国佛教文化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字、文化、艺术以及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天文、地理、医药等科学一并传入了日本。新的文化的涌入对于日本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从来华僧侣的往来可以看出,正是两千年来中日两国僧侣间连续不断的频繁往来,结成了两国友好交流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