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这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上的优秀小说,以抒情诗的独特风格表现出湘西地区的独特风情,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鲜明的乡土风味吸引了国内外众多读者,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也确立了特殊的地位。对其英语翻译的研究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然而,目前对《边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美学,语言学和关联理论等方面,很少有研究关注社会学的方面。在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之后,布迪厄的社会学作为一种新的翻译研究范式,正逐渐应用于翻译研究中,以解释和分析译者的行为。本文以布迪厄的社会学为基础,阐明了场域,资本和惯习这三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译者的惯习,正如中间人,受到场域和资本的影响,形成的惯习又会影响译者的具体翻译实践。具体来说,本文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两位译者所处的场域,即权力场域,文学场域和翻译场域,并分析了两位译者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结合两位译者的社会轨迹,总结出两位译者分别形成了跨文化惯习和专业化惯习。本文从微观的角度出发,将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相结合,探讨了不同译者惯习对译作的语言特点和翻译策略的影响。具体而言,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戴乃迭更加关注翻译的可读性。金介甫更加注重翻译的学术性。定性结果显示,戴乃迭主要受政治场域的影响,因此她未能完全呈现源文本的内容,尤其是一些与政治相关的术语。此外,她主要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意译和脚注来实现跨文化交流。与戴乃迭相比,金介甫充分再现了源文本的内容,主要使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和大量的尾注来尽可能地保留源文中的文化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