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工作不断推向深处。国家工作人员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主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将公共财物占为己有的犯罪行为不仅侵害了财产权,也侵害了职务的廉洁性。在对贪污贿赂犯罪加强执法和司法查处力度的同时,由于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问题导致的在司法过程中的认定上存在着诸如犯罪主体的不当扩大、刑罚量刑幅度较大、刑罚处罚较轻等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贪污罪的立法问题,不仅不利于我国当前反腐工作的进一步深化,更不利于我国法制建设的推进。本文第一部分通过对我国贪污罪的立法史进行论述,较为详细的介绍了我国古代、近代以及当代贪污罪的立法规定的发展,并着重对1997年刑法关于贪污罪的修改进行了讨论；第二部分主要是通过对于当前我国贪污罪犯罪构成方面存在的两个问题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将“伪造国家公文、证件担任了国家工作人员”从贪污罪犯罪主体中排除,以及将“公务行为高消费”纳入贪污罪行为类型两个观点,并对提出的观点进行了必要的讨论；第三部分主要通过将贪污罪与盗窃罪这一“官盗”与“民盗”在法定刑上的区别,对贪污罪法定刑的配置进行了讨论,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笔者的四点具体构想。